“确如阿纵你所说，将本做四分之天下归于一统，自非一日之功，然也需立即着手去做，方能真正实现之。你们说，然否？”杨坚郑重告诫两个儿子道。 “儿臣谨记父皇教诲，愿替父皇分忧、为朝廷效力，早日实现天下真正一统的宏愿大志。”杨广、杨谅不约而同地挺身站起，齐声答道。 确如杨坚教诲两个儿子的，他此次北巡，除以武力慑服以东突厥为首的北境各藩邦继续向隋朝称臣献贡这一军事意图之外，就是如他所说，想笼络河北一带的世家豪右、行伍军人真正效忠于大隋，将本做四分的天下凝聚成一统的局面。 因此，杨坚在北巡期间，带着杨广、杨谅兄弟二人几乎走遍了河北道行台治下的十九座州府，接见了范阳卢氏、太原王氏、渤海高氏、封氏在内的数十家世家豪右的代表，向他们了解、征求朝廷欲在伐灭南陈，军事上实现南北统一之后，采取何种举措方能使天下归为一统的良策。 待杨坚结束了并州之行，携杨谅返回长安之时，他已传命随行的高颖等人开始起草实行新政的诏书了。 灭陈之后，杨坚欲推行的新政主要有两项：军人入籍和科举取士。 其中军人入籍是高颖向杨坚建言，首先提出的。起因还在于开皇五年间开始推行的大索貌阅。 高颖当初向朝廷建言推行大索貌阅的真正用意是为了查清核实全国的户口、人数，为下一步拟定田法奠定基础。大索貌阅实施四年以来，虽然清查出了数十万为躲避苛捐杂税自愿依附于世家豪右的新民，也经过推行与之配套的输籍之法使这部分新民无田可种的困境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却仍难以准确核定出全国的人口总数。 高颖曾在伐陈之役中担任大元帅府长史一职，对行伍之事并不陌生，于伐陈成功后与杨坚君臣二人的一次讨论朝政时曾提出，自汉末两晋以来，凡入行伍之人，不问出自何地何乡，一概编为军户，随军驻扎，不再是朝廷的编民。日积月累，世代繁衍，就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以军户及其家小为主体的数以千计的堡坞。军人们既被取消了籍贯，客观上便成了无地可依的流民，军户们世代不务农耕，但以从军为业，也成了不向朝廷缴纳赋税，不列户口名册的特殊群体。这样于杨坚欲实现真正天下一统的宏愿大志极为不利。 有鉴于此，高颖向杨坚献策，无分军民人等，一律编以籍贯，推行军人、军户入籍，加强人口、户籍管理，以实现天下之军民人等尽皆在朝廷掌管之下的目标。 杨坚经过选择到河北一带民间实地调查，决定采纳高颖的这一建言，于开皇十年正式颁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军人、军户入籍，彻底改变了此前三百年来军民分列，军人、军户不入朝廷编民之列的状况，同时也为隋唐两朝府兵制逐步向募兵制的转变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关于科举取士一条，实则倡言于晋王杨广。 杨广之所以想到向父皇杨坚建言，欲开科举取士，改用考试选拔人才的办法为朝廷征选贤才，最初的起因还在于他随杨坚北巡并州不久，就意外地得知了早在开皇四年间被突厥强掳至关外的江陀子在突厥朝中受到了可贺敦宇文般若的重用，并向莫何可汗建言，在东突厥国内推行屯牧制，大大增强了东突厥的国力、军力，他本人也恢复了本名江上源，被册任为突厥朝中的达官，官居三品。 杨广清楚地记得，江陀子早在父皇杨坚登极之前就曾有恩于他，并被杨坚带回长安，安置在了自己府中。 老晋王府中可谓是人尽皆知，这位出身于北境边关一个普通花匠家的秀才满腹经纶，素有抱国之志，也曾和朝中显贵（后来还做了皇帝）结缘，却一是因其出身于庶族、平民之家，二则因其身有残疾，在长安始终得不到重用，只能以种花度日。 没想到五、六年前，江陀子被突厥大军强掳至关外，反而成就了他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帮助一度衰落的东突厥重新变得强大了起来。 从江陀子这件事情之中，杨广内心深切地感受到了强烈地震撼，他能够理解江陀子为何在受到宇文般若的赏识和重用后，无视长年以来自己的故乡屡受突厥铁骑的抢掠这一事实，转而帮助突厥实现重新崛起所怀的心思，那就是受到一个普通士子大多都会怀有的一份施展平生所学，修齐治平的理想所驱使，才使得江陀子义无返顾地选择了为突厥效力。 联想到河北、关东，包括才平定不久的江南等地有不计其数的像江陀子这样的寒门士子受限于推行已久的察举制，难以获得施展平生所学，为朝廷效力的机会，杨广遂于杨坚结束北巡、返回长安后不久，上章请求在全国开科举取士，给包括众多寒门士子创造一个凭自己胸中所学得以进身仕途，为朝廷效力的机会。 然而，杨广的这份奏章却没能如高颖关于推行军人入籍的那道奏章一样，得到杨坚的首肯和采纳，得以很快实施。 究其原因，固然有杨广在这道奏章中所提科举取士步子迈得太大，始无前例地提出不论出身高下、贵贱，但以几场考试评定高下的做法同当时祟尚门第出身的实情格格不入有关，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杨坚既将全国的兵马交给了次子杨广，便不肯再在文治上采纳他的建言，以避免引发朝野间关于易储的更加激烈的议论和反对声，给朝局造成不必要的动荡。 所以，杨广的这道奏章在临德殿杨坚的几案上一放就放了长达三年之久，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而杨广本人，也因在命人将这道奏章送回长安后不久，就得到了突厥可贺敦宇文般若题写于杨坚赐与她的那架金漆柴檀木屏风上的一首反诗，不得不将注意力聚焦到了突厥和宇文般若，而无暇顾及到科举取士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