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前说了，越南这地方的国土，是与东南亚政局变化有关系的，可以说，是国际合作的演进结果。 其国土狭长，却是霸占了中南半岛的出海口，可以说都是最最肥美的地盘。 这里面自然有其道理，大概就是其本土由于地理间隔，虽然本质上也属于中国人的后代，但那是打秦国时代就跑路过去的秦国将军的后人了。 当然，可以说，这也是南越国可以欺负周围土著的缘故了，毕竟人家还是部落时代，你就有了文字，有了文法立国，这里面的差距太大了。 文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文字可不是什么没用的诗词歌赋，骄奢淫逸，而是彻头彻尾的军事用途的产物，一支部队如果可以做到大量人员识字，就意味着可以操作各种先进武器，命令的传达更加精准而确定，对于情报和资料的把握更加确认，以及对于敌人的各种计策也算计的很好。 当然了，我“大送”我“大明”我“大清”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大明末年，有这样奇怪的事情。 依靠海洋贸易，本国得到了海量的南美白银，彻底走出了宋代曾经经历的钱荒情况，实际上这钱荒根本就是谎言，其本质在于对于商税难以控制在手，仅有的明白人嘉靖想着振作一下收税，可以东林党为首的道德文官们本身就是不收商税的受益人，他们背后的大商家们，从不习惯创造创新，看到了什么产业，直接杀人灭户夺取过来就是。 他们面对长老们，也是丝毫不软弱，直接就是开出价码，要求将什么钢厂，铁路这样的长老的产业卖过来，无非是分给主持人一点闲钱嘛。 这种情况其实是受制于大明朝的政治情况。 在最开始，朱棣们搬迁到帝都去，所谓天子守国门，一开始只不过是当做陪都来做，但后来的小皇帝，长于深宫妇人之手，哪里有能力跑那么远。 于是，渐渐失去了对江南的控制力后，他们就发现，越来越难以从江南得到金钱支撑国家发展了。 这一点很简单，对于一个税吏来说，自己的那点工资简直九牛一毛，但如果可以讨到某位大商人的欢心，帮他免除税务，哪怕是应收税款的十分之一分给自己，那也是一笔可怕的巨款啊。 这种博弈论的游戏，玩到大明末世，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链，对于上面下发的钱，以及下面上缴的税款，什么职位的人捞多少，已经是约定俗成，断然不会出现文质彬彬的官员为了那么一点阿堵物而吵架吵的面红耳赤的情况了。 哪怕是洛阳城被围了，需要招募穷鬼守城，但穷鬼嘛，何不安安做饿殍，为什么不安静的在家里等死呢，为什么要反抗，一点也不优雅，对于这些卖命钱，自然是要上上下下开始不断收钱的。 这是政治结构决定的，从一开始，大明的文官的利益，就没有和大明朝捆绑在一起。 这一点，比起后世的八旗们，还能为了自己的铁杆高粱稍微拼拼命，是大大不同的。 别的不说，当帝国需要报效的时候，为了得到特权专卖权，哪怕帝都都被八国联军打下来了，一家家被勒令成千上万的缴纳，奉献的少了，那就是打地方官的脸，父母官一发怒，小商人抖三抖啊，于是全国商贾又贡献了几千万两。 其中十三行行商贡献了三百万两，盐商贡献了五百万两，丝商、瓷商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商人报效加起来，广东就拿出了一千万两；其他富庶地方，比如包括盐商在内的徽商拿出了一千两百万两，山西晋商拿出了一千五百万两，全天下商人在这一波政治压迫式的募捐中，竟然提供了两亿两银子。 这也是八旗制度先进性吧。 其实也很简单，比起明末的内部天灾，外部的消费市场萎靡，我大清赶上了好时候，日本、西方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到底多少没人知道，但基本上都是以亿两位单位，较为保守的数字是六亿两，其中明代流入两亿两，满清中前期流入四亿两，道光之后鸦片流入，才开始白银外流了。 光是满清时代流入的这四亿两银子，就大大丰富了中国的白银储备，中国没有完善的资本市场，这些钱绝大多数都在一个个官员、权贵和富商手中，小部分在地主豪族手中，普通老百姓手里往往没有白银，平时使用的都是铜钱，白银对于普通百姓生活来说，购买力太大了，买柴米油盐可能都找不开。 最多也就是用用银角子而已。 这些银子高度集中，也就方便搜刮。明代时候其实也一样，贫富分化严重，财富掌握在富裕阶层手中，可明朝皇帝就是榨不出来，倒也不是大明皇帝无能，大明朝有读书人阶层在，那就永远只能做对读书人有利对国家不利的事情。 而我大清，起码还有八旗这个小组织呢，起码在前期，八旗这个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都不错，铁杆高粱吃着，可以用特别渠道参加公务员考试，满尚书汉尚书中间，永远是喊着皇帝奴才奴才的那个满尚书贴心有权力。 但这个阶层的节操和觉悟还是有的，不同于国家越是悲惨，就越是美滋滋的士绅阶级，八旗们很快发现，我大清一旦动荡起来，他们的银子也就没了。 起码在前期，有这么一个依附于自己的团队，在举起屠刀的时候，自然没有什么阻拦。 这也是后世的乾隆皇帝，有底气说出真相的缘故：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把所谓的才子纪晓岚比作妓女，乾隆恐怕是空前也是绝后的，大实话啊。 关键是要找到正确把银钱榨出来的方法，不是皇帝去苦苦哀求募捐，而是应该像xx这样，直接用威胁的方式，你哀求他，无法获得他的忠诚和支持，反而如同东林党这样，越是对他好，他们越是死命的反对给他们发工资的政权，而把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才能让他们对你言听计从，李自成就是这么做的，我大清也是这样做的，而论起压榨本国百姓的本事，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美利坚都是各村的地道有各村的高招，就不多复述了。 对于越南来说，其根基是什么人？ 答案就是非常原始的亲族。 亲族这玩意，看起来团结的很，但如果真散了架，却是会下手最狠，原因很简单，做你的亲戚，原本不是我的选择，而是天生的。 今天跑来我家吃一顿，我忍忍就过去了，但是内心减了一分。 明天过来拿走了什么，我撇撇嘴，你虽然骂我为什么不赶紧买新电视，把这个才买了一年的电视送给你，真小气，我忍忍，内心再减了两分。 亲戚之间，是一个一开始打分很高，但越是到后面，分数就会降低，无论是小孩子打碎了你珍贵的纪念品，还是某个远亲拿走了什么东西，必然会有人用八字真言对你进行攻击：大过年的、人都死了、来都来了、都不容易、还是孩子、岁数大了、为了你好、习惯就好，你稍微有点不同意，各种恶毒的帽子也就来了。 而亲戚之间，互相知根知底，一旦爆发起冲突来，往往没有转圜余地。 这也是为什么，历来王朝王族内战，都是极其惨烈而可怕的存在。 郑家也是如此。 本身为此家族分配不均的凝聚点，就在于，我们把南边的阮家灭了，阮家的地盘财产不就可以分了吗，所以，大侄子，努力吧，忍耐一下，等将来公司上市了，就给你涨工资。 如果打工的时候，遇到这种人，立刻辞职，简直不要有任何犹豫。 所以亲戚亲族往往一开始办事还好，越到了后期，积累的问题，就好像那个减分项目一样，一开始看你是亲戚我忍耐下，到了分数为0，基本上就开始开片了。 李达康没想到的是，木容山为他留下了一个太好的开局，郑家的一个娃娃的效果居然如此之好，只要打着他的旗号，基本上是望风而定，只有在河内城当初跑路的一部分人，才勉勉强强对抗一下大军，但是哪里是我们对手呢。 事实上，有着毛瑟枪武装的部队，根本不需要大规模的运动，越是到后来，“连珠枪来啦”的喊声一起，利马就开始跑路，追都追不上，这看似荒谬，却非常符合这个时代的特点，也就是支点不足。 汉代时候，中央军有着武器和训练的优势，董卓手里的甲胄质量，甚至打到三国末期都是极佳，而大汉朝的体制下，就是皇帝-中央军-州牧-地方豪强-平民的等级制，这样的层层压制，哪怕平民稍微有所不满，他要面对的是吃饱喝足手里有刀子的豪强，几乎无法翻身。 而到了所谓大唐时代，士族崛起，甚至到了订立姓氏等级的时候，李唐家族的等级只能是第二等，而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自然是百般想办法，最后弄出个科举制度，当然了，绝大部分的官员还是贵族补缺，甚至皇族内部都不信任。 最后，军权全都给了安禄山以及其他外族人，因为不怕他们篡权啊。 而到了“我大送”时期，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历史上的士族已经被杀的差不多了，情况就变成了，皇权-官僚-地主-百姓，而官僚和地主出现了合流现象，逐渐的变成一体后，情况就变成了，皇权-地主官僚-百姓，那么，原本可以用地主抵挡农民起义的制度，却让官僚要直接面临。 这样的话，就起不到这种缓冲作用。 对于官僚们来说，掌握行政权，那么为什么要为此耗费自己的力量？要么行贿盗匪和造反者，只要不在他的地盘闹就用酒肉送走，甚至将破产者纳入禁军养起来。 这种制度从一开始就带着亡国灭种的基因，不是没有原因的。 李达康自然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每日接待的人中，一半是来自广东和福建渴望发一笔财的小人物，一半是越南本地的聪明人，他发现，比起那些脑子有些问题的家伙，聪明人们虽然也贪一些，但是起码可以沟通，同时，广东省和广南省（原越南）在经济上居然非常互补。 这很惊人，也足够有趣，李达康想起之前见过的广东朋友，随手就写了张纸条，希望在广东的同志散布一些吃越南香蕉可以以形补形壮阳的传闻，虽然广东本身就产香蕉，但是这个南中国最佳的出海口还是做好自己改革的桥头堡，以及工业的开发地的好，至于种植业这玩意，还是交给其他省份的人吧。 当然了，对于越南本地人，李达康绝无什么歧视和偏见，即使有，也在政策上不会做什么，郑氏族人占据的土地，是对所有人敞开的，而那些种植园，也给广南本地人开放了不少。 而且，这些东西，基本上都被下了订单，在未来，长老们不愁这些农产品的消耗，从他们拼命增殖人口的方面考量，对于农产品是有考虑的。 虽然不是没有反抗者，但在来来往往一起努力之下，还是完美达成了压制目的。 接下来就是办学校，帝都送过来三十名面色发白的后生，几乎都刚成年或者接近成年，事实上到地方后，先是病恹恹的在屋子里躺了好几天，好在营养跟得上，才没有出现减员的情况。 开办学校自然是很重要，历史上法国人对于开发越南有着不小的热情，拿破仑三世的眼光还是非常独到，越南开发好了，那就可以对周边进行辐射，好处大大滴，可惜他看自己身边的普鲁士就看走了眼，最后被普鲁士一波带走，也不冤枉。 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有着独有的优势。 学习班最开始并不教授文字，而是种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