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那些没头苍蝇一样只能哀嚎的书生，张岱毕竟其家族深深的陷入明末几十年残酷的斗争之中，斗争经验比起他们丰富的多。 当然了，按照某人所说的。 菜鸡互啄。 不过哪怕是菜鸡，张岱也算是稍微强壮一些的菜鸡，接下来虽然还是沉浸于帝都的繁花似锦之中，但却是开始关注起来这桩案子起来。 案情实在太简单，虽然缺乏各种爆点，但这件事却暗暗传播开来。 重新进入搜证阶段的公务员到处乱窜，他们重新开始调查案情，询问当事人，尤其是当日原本与李白白一起赌博的家伙们倒了霉，被直接拉回去进行了最激烈的审问，而这些小子平日里也不安分，此时新账旧账一起算，当真是便利舒爽，甚至有小案子直接破获，当真是可喜可贺了。 当然了，有小部分人开始想着前朝故智，也就是那些锦衣卫和公公们发明的汪洋大海战术，开始了发财大计。 大明朝时代，每次有了案子，接到办案任务的家伙们不去审问案件关系人，找出线索，而是先把案发地附近的富户全都逮捕归案，从源头开始找起，无论平时和被害人有任何冲突，哪怕偶尔踩到了他的脚，也要打上一个含恨报仇的罪名，不交钱是不可能回家的。 当然了，长老们自然是时刻盯着，内部有太多的前明人士，对于长老们改革的决心认识不足是很正常的，一时间虽然沸沸扬扬但倒也没有出什么大乱子。 案件的重审效率很高，户口本和街道办事处立下了功劳，那些小脚老太太的精力要么用在说人是非上面，要么就可以利国利民。 聪明人都知道该如何运作。 苦主的老妈自己跑出来最好，最后也被要求去公堂答话，那老太婆却是已经吓坏了，天天都有人告诉她，她儿子的案子被权贵翻案，是要与他家为难，如果真上了公堂，先把五百杀威棒打了，就生不如死了。 情况自然是不好的，熙熙攘攘，纷乱不休，而原本的那豆腐坊的女人也是歇业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要好久才发现，似乎是被死了徒弟的屠夫的媳妇藏起来了。 张岱也没有闲着，他发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宣传格调在帝都不是很吃得开。 哪怕是饭馆跑堂，普通力工也可以如数家珍的声讨某些权贵如何的欺压良民，如何的声色犬马，如何巧取豪夺，真如他们亲眼所见，张岱已经不敢好像从前一样了。 最开始，张岱的反击就是说这是谣言，但被啪啪打脸后，就说这是有苦衷的，什么读书人辛苦，要养活多少家丁，但各种巧取豪夺的吃相确确实实被人传播开来了。 张岱回到会馆，才惊讶的方向，那太阳报上面，有着“每日商情”的报告，说的事情却也是每个商人最关心的商路安全的报道，其实就是某地官员官声如何，贪污多少，是否有豪强喜欢劫掠商户等情况。 这对于大小商人简直就是护身符一样的存在，知道地雷在哪，起码可以躲着点不是。 在这个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是将江南各地的缙绅地主如何巧取豪夺的方法写了出来，而且其中证据详实，细节栩栩如生，事实上许多人自己都吓了一跳，这是如何被察觉的。 当然了，对于长老们来说，这不是故意的，这只是为了保护商人的利益，帮助他们保护自己的方式而已。 但对于那些看报纸的人来说，观感就是不同了，这些资料基本上将一个明末地主如何小斗出大斗进，如何放贷，如何人地两得的招数写的淋漓尽致，路数是如此接近不是吗。 这几乎是历史上第一次，地主这个阶级的内部运行机理被人开始研究，后来的大学建设后，共和国前的经济学将这些资料收集整理，变成了一本《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 文章对于地主是如何压制生产力进步有了详尽描述，同时对最近兴起的乡贤热很是愤怒，但大体还是以阶级斗争史观分析了这些事实。 地主阶级的兴起确实是历史演进的结果，但他的消亡却也是大势所趋，这不是某个人出现或者消失就会改变的。 因为其落后。 后世的历史上经常说封建王朝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这是对的，它保障地主剥削农民的权利，依靠地主阶级来以很低的成本统治农民。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它们还有各自的、彼此互相矛盾的利益。这主要是在如何对待农民的关系上，地主阶级不剥削农民便不能生存，所以它的天性要求佃农多多益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要剥削农民，没有农民给它提供赋役士卒，它便不能存在，所以它要求广土众民。 这里的问题就在于此，皇权，官僚，农民，三者利益取向不同，皇帝不可能挨家挨户的去农民家收税，农民也只能幻想一下皇上下地时候用的是不是金锄头，而只能以层级去统治。 一级一级压制，等到无法压制就崩盘了。 佃农和自耕农都是农民，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等级界限，他们常常互相转化，虽然较多的是自耕农转化为佃农，但佃农转化为自耕农也是常有的事，在农民总数不变的情况下，自耕农的减少，就是佃农的增加，反之亦然。若自耕农转化为佃农的多了，王朝的财源兵源就要减少，中央集权就要削弱。若倒过来，佃农转化为自耕农的多了，则地主的地租收入和劳动人手也要减少，势力也要削弱，这是一种矛盾。 要知道，李自成在造反之前，已经把自己一个被剥削群众的本分做的很好了，驿卒做不了，当边兵甚至发不下饷银，要知道，李自成有脑子，敢拼命，原本已经在官军的序列下成为了把总，进京勤王保护女真入关劫掠的帝都去，但是半路上兵变，李自成能如何？ 这个矛盾几乎是天然的，无法更改的。 以张岱自身看来，作为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士大夫，过的比别人好是天经地义的，大明朝制度不好，使得士大夫很穷，用一些手段也是很正常，他记得小时候起家族中的长辈就经常商议今年遭灾的情况下如何将那些土地夺取过来。 中国传统上追求自耕农，自秦汉起，常有王朝为此而发布诏令限制地主阶级，阻止自耕农下降，封建皇帝的权力不是建立在地租的大小之上，而是建立在臣属人数的多少之上，后者又是由自耕农民的人数而定。 以某人比喻，皇帝是牧场主，他的利益是牧场里的羊又肥又多，他自己一个人却也是管理不了那么多羊，于是只能将权力委托给牧羊犬。 牧羊犬的利益所在却不是羊群的繁荣，这和他有什么关系？他和牧场主是雇佣关系，大家是合作的，虽然我要听你的，虽然偶尔牧场主会弄死几只牧羊犬，但对牧羊犬来说，尽可能的趁着牧场主无法发现的情况下，多多偷吃杀死羊，让自己有肉吃，才是根本。 大多数时候，牧场主对于这种行为，是不喜欢的，但也是睁一眼闭一眼，毕竟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怎么可能？他自己给牧羊犬发工资也是要发羊肉的嘛。 而羊群当真是可怜，他们只能努力吃草，希望牧场主和牧羊犬不要那么凶狠来吃到自己，宁可去吃别人，而与此同时，偶尔会有几只羊可以完成阶级跨越，成为牧羊犬，转而更加凶狠的吃自己原本的同类去了。 如果仅仅是这样还好，但牧羊犬最大的任务，对内是搞好牧羊工作，对外是抵抗狼群，很多时候，牧羊犬发现，自己由于把精气神用在了欺负羊群，十几岁就把身子骨抽干在那些丫鬟身上，导致根本不是那些十几岁就在马匹上成长，稍微不健壮就直接可以去死的狼群民族对手。 但牧羊犬也发现，狼群的目的不是杀死自己，而是掠夺羊群，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狼群来袭，牧羊犬叫声比谁都大，各种抗战声音响起，但他们永远都躲在帝都或者重庆写一些道德文章，但要求他们做出牺牲是万万不能，而任由狼群掠夺羊群，牧羊犬却可以永远都是，高标准要求他人，低标准要求自己。 羊群自然说的是农民，站在大明时代的各种情况下，一个农民想要保住自己的家庭与尊严，几乎是不可能的，靠天吃饭，经济地位是不稳定的，它分散、细碎、脆弱，一遇天灾人祸或横征暴敛便可能家破人亡，成为失地农民，进而就是真正的不稳定因素了。 当然了，如果仅仅如此，长老们也不会如此仇视，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一直无法解决，经济失败者的生存问题。 美国拥有三个黑土地之一，拥有世界上第一大的存粮耕地，间接控制住无数土地，每年丢弃的食物可以养活几千万人，不值钱，自然可以叫嚣物竞天择。 而在大明，在没有新式水利设施、没有化肥、没有育种工业，一个农民破产几乎就是一次天灾的事儿。 可以说，能支撑到今天，全靠大航海时代，来到东方“学**”的白人，在南美屠杀土著掠夺来的白银，前来辛辛苦苦的购物，让许多人可以开工做事了。 但是这样的情况，在明末是不存在的。 地主制度，造成的另一个恶果是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工业革命，大商人喜欢的是利用高利贷手段，以及物价涨幅赚钱，但他们赚了钱后，不可能进行产业升级这种傻事，把他们的钱财投向农村，多置田宅，变成地主或兼地主。 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就是这个意思。 不肯这么做的，董小宛的经历告诉大家，分分钟就是主心骨死后破产破家。 张岱对这种事不仅仅是司空见惯，而且是觉得本就是正常，但有些事可以做但不能说啊。 比如那淋尖踢斛、大小斗，高利贷印子钱的种种方式，把这些花样弄出来，可是实实在在把人家的底子露出来了。 “这太阳报和这个什么日报，都是什么人在写，简直有辱斯文，有辱斯文！” 一想到读书人去揭开读书人的画皮，张岱的痛恨程度自然更高，所谓敌人不可恨，汉奸才可恨，不外如是。 这虽然是公开的秘密，但也是大家上下一心对付老百姓的方式，即使普通农民不是傻子，但也只能认了。 在大明朝原本的历史上，大诰几乎是老百姓仅有的护身符，但在朱元璋死后基本上就人死法废，原本其规定：有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来京，也就是说，如果有官员贪婪，上司不管的话，任何良民都可以直接将贪官抓到京城来。 但是，一旦这样的皇帝死去，后面的人却不可能愿意花费这样巨大的代价去维护这样一个动摇统治阶级的法律了，况且这样东西确确实实不存在可操作性啊。 张岱看着这些报纸，却也是渐渐发现了一些事情。 在这些报纸上，大多都是白话，直来直叙毫无文采，同时对于儒学毫无尊重，连基本的避讳也做不到，经常有直接提及圣人的事情。 以张岱看来，写这报纸的自然必须是饱学之士，这可是真正的喉舌所在，同时悄悄记下，准备改日去看看这些报社的所在。 同时，也被张岱找到了突破口，律师们。 帝都的律师群体，比起前朝大明朝时代，讼师的悲惨，由于他们是直接对抗官府压力的，也很有很多时候，从官府口中夺取利益，因此被打压是很正常的。 但在帝都，律师们通过考试注册，或者持有临时上岗证，其为人辩护的权力也得到了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