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者又说起了墨者前往沛地行义的事，具体要做什么他也不太了解，吴起对于沛地的形势也不太了解。 但在心底，还是觉得这些人必有深意。 他对墨者有所了解，知道墨者做事不可能没有深意。 又再问了几句后，吴起知道再多的，使者已经不知道了，也是眼界决定所不能交流的。 送走使者后，吴起急忙叫人准备车马，连夜去见李悝。 主持了魏国变法的李悝已达知命之年，虽吴起是经由翟璜推荐的，可李悝对吴起的才能很认可，甚至如此评价过：“吴起这人又贪又好色，但要是论起带兵打仗的能力，不弱于司马穰苴和孙武子。” 司马穰苴早已去世，如今提及知兵，总要将他和孙武子并称，李悝则认为吴起用兵的才能不弱于这两人。 司马穰苴与孙武子是远亲，准确来说都是田姓，就是如今齐国内乱的田姓。 田穰苴因为官居大司马，被后世称作司马穰苴；孙武子的祖父与那位敞开后宫欢迎宾客的田常的祖父，是同父亲兄弟，孙武子与田常之间算是四代堂兄弟。 正因为对吴起才能的信任，加上西河之地的重要性，李悝即便忙于处理征服中山国后续的事，一听到吴起前来，还是以礼相迎。 分宾主坐下，吴起便借着“嘉禾”之事，说起了墨者。 墨者虽然不怎么在三晋活动，但禽滑厘在三晋名声很大，因为他本来就是西河儒的叛徒，而且是叛徒中名声最大的那个。 此时还不是魏侯的魏斯，招揽了大量人才，也有吞天地之心，因此仿照文王四友、仲尼四友的形式，也称自己有四友。 四友之一的段干木和禽滑厘年轻时便相熟，也有人将此二人与古之贤人傅说并称，称其为“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处官得其理”。 如果禽滑厘当初不叛子夏而投奔墨翟、又沉默三年终于得到墨子的认可，只怕此时在魏的地位不会弱于段干木。 段干木姓李，名克，封于段，做干木大夫。而曾经的好友禽滑厘如今只是一个墨者，穿着草鞋短褐背着铜剑，到处行义吃着糙米。 两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曾经为友，禽滑厘与墨者之名在魏地贵族中也不是陌生，偶尔也被提及。 吴起在鲁多听过墨者之言，曾申以墨者为死敌，一些墨者的理念也作为反面教材整日提及，吴起当然知道墨者的那些什伍编民、赏罚有据的理念。 儒墨两家在一些问题上就像是欢喜冤家，尤其是鬼神祭祀这件事上，当真是做到了“为了反对而反对”。 仲尼不语力乱怪神，却重葬祭祀，墨者说你们既然不语鬼神，那祭祀和重葬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墨子经常谈及鬼神，却又节葬，巴不得王侯贵族们死了就用三尺棺一装，也不要用陪葬品劳民伤财，儒家说你们墨者这是明知道要拉屎却不脱裤子。 吴起虽先学于曾申，因为不孝被赶走，后又在西河与子夏儒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儒家既已一分为六，西河学派与曾申之儒已然不同。 在他看来，虽儒墨死敌，但若墨者去除节葬、非攻、兼爱的道理，便可以与西河学合流而用。 上下同义、畏尊法令、编民什伍、举城皆兵的手段，并不会因为是否行义而变得无用。 这一次吴起返回魏都，听了不少墨者的消息，又听到宿麦的事，心中便想到了一些办法。 他与李悝对立而坐，四周静谧，也无酒水菜肴，只有烟熏从青铜器重散发出来。 李悝知道吴起不会无故说起墨者的事，知道这件事定然重要，于是静心去听。 吴起说道：“那在廪丘成名的叛墨胜绰，我也知道这人。又听说宋地种植冬麦的事。思虑许久，这正是君上的良机。若今年能借嘉禾祥瑞与伐齐事，主上封侯，日后争霸天下这两件事大有裨益。” 李悝忙做请教的姿势，吴起理顺了思路，说道：“我在西河创立武卒，不再是农兵合一，而是农养强兵、兵农分离。” “养强兵需钱财帛粟，钱财帛粟从赋税中出，但赋税又从农夫手中种植出来。如果那冬麦之法、墨玉鬼指地瓜土豆等物引入西河，一年收两季、亩产曾一倍，亩数不变就可以增到四倍。” “如此一来，原本十户农夫可养一武卒，得此法后，三五户便能养一武卒。武卒数量一倍，税率不变，民用又足……八万武卒，分出四万守西河，另有四万攻齐、卫、郑等膏腴地，霸业可成。” 他开创的武卒制算是职业兵募兵制度，但又有动员征召农兵合一制度的残留，算是募兵加府兵制，还涉及到免除赋税等制度。 这种兵制五十年内称雄天下，但五十年后形成的既得利益阶层和崩坏的田亩制度形成的基层军官团家族也会造成反噬。 但于此时，此军制无敌于天下，完全可以吊打此时诸夏的绝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分封制最严重的楚国。 李悝主持了魏国的变法，吴起这样一说，他便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若吴起手中有八万武卒，甚至将整个魏国的军制都变为武卒制，一方面可以加强君权，另一方面也确实可以强国，而且西边维持西河对秦的优势，分兵攻打东方中原的膏腴地，何止是霸业可成？ 说完了宿麦和新作物轮作的事，吴起又道：“再者，廪丘成名的胜绰，早在齐鲁便有名望。墨者守城之术我素来知晓，三里之城，若墨子禽子亲临，我无五倍兵不敢攻取。” “昔年禽子学于西河，后尽学墨翟守城术。胜绰精于战阵，虽守城不如墨子、禽子，但其守城手段也必高。否则廪丘被围，田布以地道挖掘攻入那些叛墨以墨守之法应对，只怕廪丘已破。” “这些人既已叛墨，显然不再遵守非攻、兼爱、节用、不售义等墨者道理，正可为主上所用。” “若放这些人于西河，守大荔、阴晋、武城、河曲……则秦人必不能破城。秦人疲惫，我再领武卒前往，以逸破劳，无需多费兵卒。叛墨守城，我攻围城疲惫之秦，又能省下一半兵力。” “再加上宿麦新谷、什伍编成，西河之兵可分一半于河东。威慑赵氏，若得机会，攻取邯郸、中牟，赵膏腴地尽属魏。” “齐乱外强，有牛子之乱、公孙会之乱、田和田昊兄弟相争，二十年内无力阻魏。” “卫弱而肥，一攻可下。” “韩郑血仇，韩地又近楚。楚王虽新立，但却勇武好争，韩若求存必求魏。二十年后，三晋中韩魏又可结为一。” “如此一来，二十年后，天下大势可定。无非魏、楚之争。楚地大而广，不能一攻而下，百年之内如蚕食桑，这便是中山君以及子孙的事了。” 李悝知道吴起之才，不只在于军阵练兵，更有相才，雄图大略也非常人可比。 原本武卒选拔不易、又要脱产训练，以此时的亩产数量供养三五万武卒已是极限，不可能再多。 三五万武卒，虽然可以仅靠西河一地压制秦人不能东进，但却不能够分兵去帮助争霸中原。 若在别处训练武卒、改革军制，又会遭到魏公族的反对。 前一阵中山国被灭，魏斯封儿子魏击为中山君，已经招致了魏国公族的极力反对，甚至引发了一些动乱——魏击是继承人，封他为中山君也就等于二三十年后君权直辖。再加上已经实施变法、之前属秦且没有公族势力阻碍的西河地，公族们明白二十年后国君的势力将不是自己能阻挡的，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吴起却从冬麦新谷和那些叛墨中看到了一条不用过多触动公族利益，就能在原本基础上增强西河与国君力量的办法。 李悝如何能不重视？ 略微一想，就觉得吴起的办法正可以实行。 如今函谷关、崤塞都在魏宗手中；华山、梁山这两座压制秦人的山脉也是魏宗所有，沿山脉修筑的长城保证了秦人如果攻不下西河只能在关中自绝于中原，绝无机会染指天下。 山西，是北方的战略制高点。得山西，攻守自如。 秦人如今被夹在山外，什么崤函之固的说法对秦人来说此时算是做梦，山河之险此时属魏。 如果能够多出三五万武卒，整个战国的局势就会出现变动。 宿麦新谷，将来必定天下种植，但天下诸国完成了部分变法的只有魏地西河，如果没有配套的变法来适应着新的生产力，并不可能发挥出全部的战争力量。 如果赵氏被魏氏逼得不能南下，那就只能北上发展。一旦赵氏攻取了河套地，不需要经魏人所有的西河，就能自北向南威胁到贫弱的秦国，到时候整个战国的局面就会大大不同。 再者若那些叛墨助吴起守西河，秦人急切间不能破城，待秦军疲惫，吴起再从容调动武卒围杀，可以节省兵力。 这样的守城等援的战术用上三五次，秦人不出动倾国之兵就不敢再来袭扰西河。而要出动倾国之兵，每一次攻击西河的间隔时间就会延长。 因为出动的兵力越多，提前做的准备就越多，所耗费的时间就越长，而吴起也根本不怕与秦决战，反倒是讨厌秦人三番五次找机会就围城。 如今如烂牛皮一样三五年就来一次，而如果给秦人几次教训恐怕间隔时间就会从三五年到积聚十余年才有可能来一次。秦国不改革，时间站在魏人这边，时间越长双方的实力差距越大。 那些叛墨又通器械、稼穑、什伍等手段，筑城筑墙之法也是天下一绝。只不过因为非攻这件事，墨者不可能前往三晋，如今那些叛墨就是最好的机会。 李悝不担心胜绰的事，这人的事他也有所耳闻。既然是喜欢俸禄功名，那就是和吴起差不多的人物，这样的人物需要给他们足够的舞台来施展他们的报复。 只要自己说动主上，遣车前往廪丘相迎，给他名望；给予他利禄，给他富足；那么这人必然能用。 可这宿麦、新谷、垄作、田亩等事，是那个叫适的人发起的，李悝实在是没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于是问道：“君曾仕鲁，也曾见过墨翟，又学于曾申，对墨者之中人物必有了解。这个叫适的，是什么样人，可能为我等所用？他于宋地，不被重用，可能来魏？” 他想，这个叫适的学于什么赛先生与唐汉之类的隐士，或许这两人是老彭那样的人物。 新谷既是这个叫适的年轻人所得，那么稼穑之术必然精纯，若能用，重农之策更易推行。 在宋地不被重用，要行义还要请求权臣才能允许，或许能来魏地？ 不想吴起听后，直接摇头。 “此人年轻，尚未及冠，我之前并不知道此人。但我却知道此人必不能为我们所用。千金或可聘胜绰，但聘那些不曾叛墨的墨者，绝无可能。禽子当年若不离开仍在西河，如今只怕已是大夫，可他并不后悔，墨者大抵如此。” “这正是我来寻您商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