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论之前，就已经先说过不以利天下、利万民这个准则来判断，可是高个之人终究还是忍不住说了那番话。 最伪的伪善，也比恶更好。 因为伪善的存在意味着善战胜了恶，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个标准，所以才有伪善出现的必要。 此时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墨家学说如今传播的太广，儒学尚未在稷下学宫与五行天命阴阳之类的东西融合，不能被统治阶层接受推广，此时天下唯一的显学只有二十年来不断发展的墨家。 正因为墨家已然成为了唯一的显学，所以墨家的一些评价善恶对错的准则，已然在不经意间影响到了天下人品评政治的准则。 所以高个之人不能在索卢参面前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就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因为他已经受了这些学说润物无声的影响。 索卢参却恪守着之前的准则，摇头失笑道：“你之前已经说了，不以此论，我今日也不是来批判你的。只是，我想说，但凡做事，总要符合天志，你们这样不谈利与不利，终究是阻碍天下财富总和的增加的。” 这些东西早已经随着《墨经》的传播，有了定义，关于劳动创造财富的说法也已经颇为流行，尤其是富裕的经营性地主、商人、手工业者对此大为赞同。 因为只有这些道理是对的，商人、手工业者、经营性地主、作坊主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反对贵族对土地的占据和特权。 屁股决定脑袋，利益决定是否相信，而此时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正是这些大商人、大作坊主和新兴地主所乐于相信的。 高个之人在上次与人相辩吃瘪之后，就一直在思索怎么从根源上反驳墨家的道理，结合这些年的思索和见闻，当索卢参今日又提起什么天下财富总和的说法时，高个之士终于想到了反驳的说法。 于是他问道：“索卢参，现在墨家的道理，总结起来，其实无非四个字。” “道法自然。” “你们认为人的经验、理性、推理、总结，可以知晓自然的规律、天下的规律、兴衰的规律。只有知道了规律，法之，才能够天下大利。是这样的吧？” 索卢参觉得这话没错，点头道：“是这样的。” 高个之士大笑道：“那么，如果你们对于一些道理的推论是错的，是不是指导的规律就是错的？” 索卢参反问道：“什么规律是错的？” 高个之士道：“劳动创造财富的说法，是错的。” “土地、稼穑、农耕，才是唯一让天下财富总和增加的东西，劳动并不是。” “财富是物，物的来源不是商业交通而是生产。所以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 “你们认为，工商都是增加了社会财富的。实际上是不对的。” “如工，手工业不创造物质，只是变更了组合和天底下原本就有的物的形态。” “比如说，一团泥，你可以做成陶罐。但是，天底下增加了什么物了吗？那个陶罐是泥做的，做成陶罐，这泥并没有增多。这是改变原本就有的物的形态，不能称之为增加。” “比如说，一张风筝。这风筝不过是布帛与竹片、棉线的重新组合。你可以做成风筝，也可以用这些布帛、竹片做成筛箩。所以，这是变更了物的组合，也不能称之为增加了天下的物。” “至于商，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什么都没有创造，只是改变了原本的地、时，你不能说天底下的物增多了。” 高个之人说到这里的时候，已然兴奋起来，觉得已经胜券在握，正该乘胜追击之时。 这是一种经济学观点，起源正是战国时代出现的“农家”，本质上也是对天地道理的一种探究，也是一种在“道法自然”的前提下重农轻商的理论基础。 这种经济学观点经过千年的发展，在后世的法国大革命之前达到了顶峰，形成了重农主义这一学派。 学派存在的基础，就是认为工商业没有让天下的“物”的总量增加，手工业本质上就是改变原本就有的物的形态、或者是变更了天下已有之物的组合。 高个之人曾说过要反驳墨家的道理，就必须要釜底抽薪，今日所说的这些，似乎正可以从根源上解决。 他既要乘胜追击，便提高了声调，看着索卢参的眼睛道：“工、商都没有让天下已有的物增加，但是唯独农耕稼穑，是让天下已有的物增加了。” “我春天种下一粒种子，秋天可以收获百粒。” “我春日养殖了一头牛犊，冬天牛犊长大增重。” “可工商都不行。你做陶罐的，并不能让陶泥的数量增加，只是改变了陶泥原本的形态。一斤陶泥做成陶罐，还是一斤，并未增加。” “所以我说，天下财富唯一可以增加的方式，就是农耕。因而，从你们所谓的天下财富总和的说法上来看，我们在秦地做的，也是正确的。” 说完之后，高个之人一脸得意之色地看着索卢参，他觉得索卢参已经无法反驳。 如果这个不能反驳，那么墨家的一些政策，就是不符合“天志”的，至少是推论错了天志。 由此，墨家的政策本身，就被墨家道义的“天志为规矩”所打败，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圈。 似乎，唯一反驳的方式，就只能从“天志为规矩”是否一定合理上来解决了。 而且这个说法，此时听起来的确是没有办法反驳的。 事实上，这种学派思潮，直到后世《国富论》和李嘉图学派兴起之后才逐渐被彻底弃用。这涉及到一些列的大部头的、哲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论战。 然而索卢参却淡淡一笑，说道：“你错了。” “最近一期的墨家的‘报’你看过吗？适在泗上让一个大布袋靠着热气载着人升到了空中，证明了气是可以分出轻重的。他又做了一些‘实验’，证明四周的气，不是空的，而是有实体的，只是你我看不到而已。” “而且之前也有一期，说了这么一个实验，证明作物生长需要气中的浊气。浊气是阳气与炭燃烧之后产生的，可以让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 “你也追随过巨子一些年，知道巨子当年就说过，看不到的东西未必不存在。比如他老人家对于声音的研究，认为声音存在，但是看不到，而且可以影响到水震动、并且以此做出了守城时候听敌人挖掘城墙的‘听音瓮’。” “我在极西之地，听一名叫德谟克利特的人说起过，他认为天下万物都是由原子组成，这一点与适这几年所说的一些东西是相似相同的。” “农耕需要水、需要肥、需要气，并不需要土，这也是几年前的稼穑‘实验’所证明的。” “所以，农耕本身也并没有让天下的‘物’增加，只是改变了物的形态和组合。消耗了水、肥、气，变为了果实。” “这就像你说的，如果你认为捏陶罐烧陶的人，并没有增加天下的物，那么你说的这个‘物’，不是陶罐、泥这样的大物，而是极小的原子的物。” “那么，种植农耕，难道不是和捏陶烧陶一样吗？把那些原子的物，变了形态和组合，把气、水、肥变为了粮食，和你说的捏陶有什么区别吗？” “所以，你还是要多看看那些报啊，不要臆断猜测，以为自己又知晓了天志！” 高个之人愣在那里，他平时也会经常看看墨家的报，但是这一阵着实太忙，根本没有时间去看。 他又知道索卢参这人，虽然狡猾，但是涉及到道义上的争论时，并不说谎，不由无可奈何。 看着索卢参脸上露出一种仿佛嘲讽一样、让他去多读书多学习的神情，脸上登时一红，讷讷道：“这……这……” 索卢参笑道：“你呀，你要是想要从根源上反驳这些东西，需要证明一件事。不是靠辩术去辩论，而是你只要证明气无重量、气是虚空、作物生长不消耗水、肥即可。” “然而，巨子当年也说过。同一件事，或是、或非，不能既是、又非，这是墨家最基本的说知之理，这个你不会不懂吧？” “现在适已经论证了‘是’，那么也就不可能同时是‘非’，所以你不可能从根源上反驳这些道理。” “你以为那些延续了十多年的‘报’，仅仅是为了让市井之人觉得神奇、像是戏法吗？” “也不枉你跟随巨子求学多年，虽然二十年前叛墨而出，可是那些道理你不该忘记啊。陶罐是陶罐，陶泥是陶泥，你不能够说陶泥就是陶罐。” “如果你要是认为陶泥就是陶罐，那么就可以认为，粮食就是水、肥、气。” “你连墨家辩术的基础都忘了，也难怪你忘了巨子的义，而求个人的欲利。” 这一番话说完，对面两人的脸色更红，低头不敢与索卢参对视。 索卢参叹息一声摇摇头，说道：“如今墨家的学问，已经完善，你们用这些臆想的学问去攻讦，那不就像是当年巨子所言的用鸡蛋去碰石头吗？” “要么，你们就不要说什么利天下、天志规矩。你们这么做，为了不过是个人的私欲，却偏偏要扯什么利万民、天志规矩，难道不是自取其辱吗？” “你们呀，这是在战场上逃走，却不知道羞愧，反而非要说自己逃走是一种英勇，这才是可笑之处啊！” 几句话怼的两人不能反驳，无言讷讷。 墨子曾言，天下万物的本质本源，都是相通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句话是没有错的，尤其是在这场索卢参与的这场争论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 自然科学、哲学、经济学，在某些层面上是相辅相成的。 正如当年重农学派的基础就是认为农业是唯一可以增加世界的“物”的人类活动。 这个学派彻底倒台，源于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在之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发扬光大后彻底没有了信徒。 然而这个学派原本可能不出现，因为拉瓦锡证明了“质量守恒”是在1777年，真正发展并且完善、被天下人所接受更是要到一百年后。 假如质量守恒学说早数百年出现，那么重农学派的根基也就垮掉了，因为在质量守恒的宏观概念和微观概念下，农业并没有增加“天下的物”，那么这个学派的物质基础就不会存在。 经济学概念能够反驳的东西，有时候也可以用自然科学来反驳，天下的思潮就是这样的神奇，而往往这种反驳竟是致命一击，釜底抽薪。 抽象的思维，必然源于物质的基础，这是不可更改的至理，当物质基础改变，一些理论还未发扬就已经成为了臆想，不可能被天下士人学说门派接受。 天下的制度，也必然源于物质的基础，这是不可更改的至理。所以墨家这些年一直在悄悄改变世界的基础，以铁器牛耕火药，来瓦解世卿贵族存在的物质基础，等待着天下基础成熟，然后再做他们想做的事。 慢慢的做，等水到渠成。而不是先挖渠，等待水来。 如今这水，还不够大。 而这水，正在逐渐漫涨，正如自然科学和平等博爱等思潮源于“文艺复兴”的基础，既有复兴，必然可知在复兴之前曾有过湮灭和消亡，所以才能称之为“复”兴。 如今诸夏之地，也正是百家争鸣将起之时，若不曾湮灭，又何必“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