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这条对贵族而言正确的路，实际上也已经把齐国带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秦国不可能采取齐国这样的以大贵族为基础的变法，也不可能采取这种本应该在唐代才会大规模出现的庄园主经济。 本质是因为秦国距离泗上太远，而唯一有能力吸收大量粮食和原材料的工商业最发达地区在泗上，距离齐国太近，秦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没法搞出来齐国这样的变法。 齐国的主要收入还是农业收入，工商立国的策略早在齐桓公去世后诸公子之争后便已经不复存在。 更关键的是齐国的货币崩了。 齐国尝试着铸过刀币，以铜本身的价值作为货币，可是没多久就出现了很极端的情况。 农业技术的飞速发展、泗上工商业产生了更多的货物、距离泗上这个技术传播地最近的齐国的钱币出问题了。 铜伴随着铸炮等军事活动价格节节升高，齐国的铜本来就少，今日铜可能是这个价、明日便可能是那个价，如此一来，手里即便有铜币的人也不愿意把铜币花掉，而是宁可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 铜币很难流通，今天花出去买了一斤粮食，明天说不定能买两斤，那我为什么不直接拿东西去换，而把铜币留着将来再买东西呢？ 贵族们不肯私自铸钱，觉得不如用铜和墨家直接交易；国君更不可能傻到把日日攀高的铜都变成钱。 没钱的日子不是不能过，那得是用石头、青铜农具、亩产三十斤的年代。 现在，没钱是不行的。 齐国没有钱币，泗上却有特殊的纸币。 虽然防伪技术很一般，但泗上作为造纸最早出现的地方，靠着简单的特殊油墨、从朝鲜运来的桦树皮内层的薄皮内衬、原始的凹凸版印技术等二十年的技术积累，还不是齐国能够仿制的。 久而久之，齐国和泗上先在“经济”上完成了统一，齐国实质上已经在以泗上为中心的统一市场的范围之内。 那些贵族生产粮食棉花矿石的目的，就是为了卖到城邑中、卖到泗上换取泗上的货物。 原本最原始的那种分封制下的经济其实已经被摧毁了。 原始分封制下的经济活动，不怎么需要钱。 村社封地之内，农夫给封建主劳作，最多也就是一些城邑附近的农夫缴纳一下实物税，没有大规模的交易。 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齐国的这种畸形的庄园主经济和宋国泗上周边的情况还不同。 泗上周边，那是最开始那里的宋国贵族也看明白了，这年月什么都是假的，钱才是真的，泗上一天不倒，他们也没有必要拥有军事力量。 况于他们距离泗上更近，更清楚墨家关于农奴束缚奴婢奴隶的政策。 加之泗上就在旁边，强制的人身禁锢措施只会导致大规模的逃亡。 所以宋国靠近泗上地方的贵族采取的做法是：侵占土地、兼并土地、改良技术、购买新器械，将用不掉的人口赶走，爱去哪去哪。 自己用最少的人工依靠技术的进步经营自己的土地，多余的人赶去泗上是做雇工也好、入共耕社也罢，和他们再无关系。 以最少的人工、最少的成本、最少的工资、获取最多的利润。 齐国这边则是保留了农夫少量的籍田，新作物出现后，三五亩籍田总不至于饿死，剩下的则继续保持藉田的劳役地租，使得农夫被困在土地上，为贵族拼命劳作。 泗水周边逃亡到泗上，可能只需要一日就能跑到；而在齐国想要逃亡泗上，那就不那么容易了。 更为严苛的禁止逃亡的律法、连坐法的实施，都使得逃亡的成本太高，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不至于饿死，总还可以坚持下去。 于是牛羊、毛、粮食、酒类等可以生产出来许多，通过海运的途经源源不断地运抵泗上。 齐国出口的主要货物排在前三的，是粮食、烈酒、棉花。 齐国进口的主要货物排在前三的，是铁器、棉布、陶瓷璆琳。 管子学派的官山海政策的基础，是国内封闭以及齐国在春秋末期工商业最发达的物质基础。 手工业发达远胜于别处，商业政策怎么玩都可以玩出花；手工业不发达而且紧邻着高度发达地区，商业政策玩不好就可能国家崩溃。 现在这么搞，官山海变为了官关税，田氏垄断着对外进口贸易，收取税金作为军费；贵族们出口粮食缴纳出口税作为对田氏的支持。 临淄之前曾有讽者讲过笑话，说是大王的军队，拿着泗上的火枪、穿着泗上的棉布、花着泗上印刷的纸币，哪天大王和泗上开战，就要带着一群光着身子的士卒了。 齐国也就还剩下盐业还能够支撑，剩下的手工业基本上完了，而且这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不是说齐国现在不能战斗。 就现在中原这个局面，把赵国刨除，魏、韩、齐三国最能打的其实是一直闷声不敢卷入战争的齐国。 但这种经济状况只能维持，一旦有一次战败，就可能是万劫不复，内部外部的矛盾就可能全部爆发出来。 不是齐国想这样走，而是齐国的统治基础是贵族，又距离泗上太近，不得不这么走。 贵族需要钱，因为泗上的那些手工业品要用钱买，可他们家里没有金矿，变不出钱。 怎么办？只能选择从封地入手，而且只能选择兼并土地经营对外出口粮食棉花等，要是靠着以前那种劳役地租井田制度，贵族就得吃屎，就得过上远不如泗上一个小作坊主的生活。 田氏需要贵族的支持，庶农工商再怎么笼络，也比不过墨家的道义更符合他们的需求和利益，既然这样还笼络个屁，不如把精力用在自己的利益同盟上。 田氏需要军队，需要集权，那么就需要钱，需要军费，需要军官阶层，需要贵族支持。 田氏不想让国内的贵族走他们当年走过的路，那就得将一些大城邑笼络在自己手里，那些边缘地区不如完全交由贵族控制。 贵族不是没有从奴私兵，可这点从奴私兵已经完全不能和中枢对抗了；但反过来中枢的常备军军官和中枢官员又都是贵族出身，田氏也不可能对贵族采取极为激烈的手段。 这是当年齐墨战争时候上一任齐侯就定下的大略，一直不变，于是发展成了这般模样。 虽然畸形，但却足以吊打燕国。 可齐国却不敢乱动，因为对外开战墨家不会允许齐国扩张，这就使得齐国陷入一个诡异的悖论之中：齐国理论上可以打得过魏、韩、燕、卫；但齐国对这四国任何一方下手墨家都会背刺；魏韩燕卫打不过齐国，而齐国打不过泗上，于是齐国在不能打得过泗上之前也永远打不赢魏韩燕卫，所以实际上齐国谁也打不赢。 泗上的商人、作坊主、手工业者对于齐国的态度也很微妙。 泗上的粮价很低，可以供养大量的城市人口，当年万民制法否决了对进口粮食增加关税之后，实际上墨家已经背弃了小农的利益，工商业者很高兴。 可齐国每年卖出去的货物让工商业者又很不高兴，大量的农夫被禁锢在齐国贵族的封地上，泗上整天缺人，缺的使得铁轨、蒸汽提水机等等但凡能够省人工的技术只要出现就会被用上。结果齐国大量的人口还在给贵族们无偿劳作，甚至还不准迁徙逃亡。 大量的农夫被禁锢在贵族的封地上，农夫一个钱都没有，啥也买不起，本来能卖出去十匹棉布结果只能卖出去三匹，这使得工商业者们大为不满，而且齐国又近，泗上的工商业者们整日叫嚣对齐开战。 泗上的工商业者是看着墨家被适修正后的那一套道义长大的，耳濡目染之下他们很清楚一旦土改会扩大多少市场，农夫得有自己的余粮才能买东西。 所以这就导致泗上经常性地指责齐国不义，要求齐国变革；齐国深恐墨家下一步就要北上，因为不能改革。 怀揣着利天下之心的理想主义者们，认定齐国的政策是害天下。 怀揣着求利之心的工商业者们，认定齐国的政策是他们的货物不能卖更多、雇不到更多的雇工的根源。 对于粮价过低不满认为的农夫们，认定齐国的政策是粮价过低的根源。 能够把泗上近乎所有的阶层都得罪了，齐国也算是诸侯之中的第一份儿，哪怕是楚国都因为和泗上的经济联系没有那么深的缘故还不至于说人人喊打。 相反田氏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改革下去很可能完蛋，还不如继续深化反动变革加强贵族力量一致对外，扩大军备，压榨庶农工商。 结果墨家先攻楚，这就使得齐国更加的紧张。 泗上之前的局面，是只要在泗上三百里之内作战，诸侯国没有一个能单独战胜墨家的。 哪怕是诸侯联军，只要墨家坚守选择内线作战，诸侯联军也无可奈何。 而且诸侯之间又不是铁板一块，墨家搞纵横之术扩大诸侯的矛盾，使得诸侯也难以齐心。就像是秦国一样，秦国国君又不是礼法主义战士，放着西河不去夺，却派兵数万耗费无数来打泗上就为了天下大义？ 可现在墨家对楚开战了，一直尽可能不招惹墨家的齐国率先坐不住了。 如果墨家占据江汉地、吴越地，再给墨家十年时间，诸侯就算是铁板一块，只怕也无能为力了。 而齐国距离泗上这么近，又向来被墨家指责不义，之前一直尽量避免战争的田氏明白，这一仗自己再不出头，自己就完了。 魏国已经废了，野战军团被东西对进的放血战术给放光了；赵国有河套之忧、中山之敌，不可能挑起来反墨的大旗；指望秦国不如指望燕国都还能现实点；韩国没资格挑这个大旗。 原来田氏想着装孙子，尽可能避免和墨家的冲突，先整合内部、避免战争，以及不愿意承担一旦开战之后经济上的巨大问题，想借刀杀人。 可不曾想偌大的楚国半年覆灭，精华的江汉地已经到了墨家手里，墨家伸出了獠牙要咬死旧贵族，旧贵族也不可能引颈就戮，不得不拼死一搏。 时势所至，当仁不让，反墨的大旗能也只能是齐国扛起来，趁着墨家还没有完全安定江汉、吴越的时机，搏一搏。 反正再不搏，十年后也是死。墨家彻底放弃了非攻的道义，号称继承了大禹的法统，要定九州于一才能终结乱世，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九州之一的青州自然在九州之内，十年后若是整合了吴越江汉的力量，更打不过了。 但扛大旗是扛大旗，却不是自己去送死，齐国必须要和各国协商一起出兵，否则的话齐国觉得自己怕是无力扭转，而各国协商出兵就需要时间，这便是导致了墨家对楚开战半年了，各国还没有出兵干涉的原因。 至少，泗上墨家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猜测齐国的动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