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就算是除去这两个方面，也依然还会有许多大明的那些个奸商们，他们都会想尽各种办法去挖着大明的墙角，牟取自身的利益。而这其中，把后金急需的各种物资送过去，再换来各种辽东的特产，在各地高价进行出售，从而赚得大量的金银。这样的行为，是许多没有民族大义、家国概念的无良商人都在做的。
而且所有人都很清楚，这种进行走私的事情是禁绝不了的。就算是再怎么采取高压的政策，依然会有人敢于铤而走险，把违禁品卖给后金。正如马克思所说过的：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就会使人不顾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风险。
大明虽然基本没有绞首这么一说，但砍头车裂甚至凌迟，哪一样听上去都比绞首要狠，要令人害怕恐惧。但那些个商人们，谁又真的会害怕这个？在他们的眼里，恐怕只有金银了。为了金银，说不定让他们把自己老娘卖了，让自己的妻女去做歌姬舞女甚至JI女，他们都能做得出来。
而向女真人输送各种战略物资，进行走私贸易，这一来一回所得到的利润，只怕是百分之五百都不止。依照这些敢于冒险的奸商们的尿性，他们又如何不敢去做？再加上大明在长城沿线像筛子一样的检查监督，更是根本无法杜绝这种行为。
并且刚刚孙承宗的话语里还有一层意思，虽然他没有说出来，但大家也是都能够想得到的，这考量也是不无道理的——这种走私行为尽管在一时之间是禁绝不了的，但通过长城的各个隘口向后金运过去的各种物资，终究是见不得光的，不可能光明正大的进行。哪怕是打着与蒙古诸部进行互市的名义，那也是有着诸多限制的。所以这种运输规模一定不会很大，采取的方式更多的也会是蚂蚁搬家的办法。
因而可以想象得到，一旦自己敢大规模地放开海禁的口子，只怕后金很快就能通过海运得到大量物资的补充。这一点绝对是毋庸置疑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事情可是自古便已有之。只要想在大海上避开他人干点什么，别说古代的条件了，就算是放到了后世，在拥有卫星定位的情况下，想要在这茫茫的大海之上，寻找一艘船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要说只是打算开放南方数省的港口，要知道，从福建能够抵达日本的船只，那可真的是数不胜数，不要忘了郑芝龙是怎么发家的。福建到日本，那不比福建到辽东要远得多？海况只怕也恶劣得多。
所以说当一艘船满载各种货物，在港口经过查验，放行之后，他将会驶向哪里，绝不是官府能够监控得了的。即使在船上安排人手也不行，万一被收买了怎么办？或者被暗害了，回来报告说他病死了、落水了，又该怎么去查？没人能够打包票的。
一船接一船的物资流入后金，暂时看上去似乎还不致命。可一旦到了一定的时候，那就会如水滴石穿一般，将大明苦心经营的关宁防线给击破。甚至再往坏处想一想，今天你能运去茶叶丝绸什么的，明天就能运食盐和铁器，那后天说不定就能把火器运过去了。
因此孙承宗所说的这种情况，绝对是十分可能会发生的，更是大明不得不防的。所以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坚绝不能让后金轻易得到他们急需的东西。
当然了，有一种情况可以例外。朱友建觉得，若是在官方的主导下，用丝绸瓷器等各种奢侈品，来换取后金的特产，诸如人参、鹿茸和貂皮等物，这个也是可以的。但像现在的许多商人那样，拿后金急需的东西去做交易，绝对是要被朱友建给砍掉的。
朱友建其实已经通过王承恩的东厂和骆思恭的锦衣卫，掌握了许多有关晋商在张家口等地向后金输送物资的证据。只待时机成熟，他就会将这些人一网打尽，同时抄没他们的家产，以资公用。
想到这里，朱友建点了点头：“孙师所言极是，此事朕之前竟未能想到。若是如此，现在看来，这海禁在这一时半会儿之内，更是不能开放了。”
看到众人都没有什么意见，朱友建接着道：“南方海面尚未绥靖，时常会有海寇出没。况且大明距占城等国较远，往来一趟殊为不易，出海与各国互市必然不能经常进行。朕看可定为每年三次，商贾百姓若有想与之互市者，可先向当地官府报备。再由各地官府报至所设立的几处市舶司。朕看可先在苏州、松江、宁波、温州、福州、漳州、广州等地设立分属市舶司，而总司则放在南京。凡是想要参与互市的商贾百姓，均要按照其所有的货物数量，向市舶司缴税。至于开海一事，就先搁置下来，以后再议。”
孙承宗见自己的意见被朱友建采纳，自然就没了意见，便顺势答道：“如皇上所言，则臣再无异议。”说完就退回了班内。袁可立对于孙承宗的建议也是十分赞同，被没有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决而心生怨怼。在孙承宗退下之后，也跟着回到班列之中。
朱友建又看了看众人，说道：“既然诸卿都无异议，那等明日朝议时，此事就由内阁提出，六部附议，如何？”这样做的话，由内阁和六部在前边做挡箭牌，也能减少一些阻力和不必要的口水仗。
“臣等遵旨！”韩爌、袁可立等人哪里又能不知道朱友建的想法？不过大家既然都已经商量好了，也同意了，那就是替皇上做个挡箭牌也没什么好说的。更何况这件事利大于弊，是解决大明燃眉之急的一个办法。谁要是反对，那你就先拿出来更好的对策，能满足大明现在缺粮缺钱的需求再说。不然就闭上嘴，不要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