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犯虽然被赶走了，但是齐国军队还在赶来的路上。郈邑人不得不把城郊的原住民撤进城内，关闭了城门。侯犯到宿邑的第二天，齐师也到宿邑郊外了。侯犯进入军营，向东郭书说明了情况。东郭书得到的命令是接收郈邑，不是进攻郈邑（他的兵力也不足以发起进攻）。他得暂停行动，派人向齐景公请示命令。

东郭书的信使进入临淄不久叔孙州仇也到了。他恳请他放过自己、不要插手郈邑事务。齐景公进退两难，正为此事感到烦恼，叔孙州仇的到来及时把他从困境中解脱出来。齐景公借坡下驴，于是十分“宽宏大量”地把军队撤回来了。

叛乱事件极大地刺激了鲁国当权者的神经。如果把鲁国比作周王朝，那么三桓的封邑就相当于三个诸侯国。三桓作为国家卿士，平日里住在曲阜，忙着处理国事和互相勾心斗角。他们远离封邑，无力亲自过问封邑的大事小情，所以只能派出邑宰等官员代替自己治理封邑。

邑宰代理主人治理封邑，成为事实上的一方君主。他们因此掌握了极大的行政权力，遇到紧急情况甚至不经请示就可以调集军队。人都是具有欲望的，时间一久，有些人便蠢蠢欲动，把自己真的当成城邑的所有者了；如此他们就与真正的主人发生利益冲突，结果各种各样的叛乱就爆发了。

领主们为了使封邑得以长治久安，煞费苦心地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担任要职；比如将权力分散给多名官员（军、政、财分开）；比如在官员身边安插奸细。但是意想不到的动乱仍然不时发生（侯犯是全鲁国公认的好人，可就是这样一位浓眉大眼、忠厚老实人物都能发动叛乱，还能指望什么人一辈子能规规矩矩地做事呢）。

在另一面，由于土地兼并和权力争夺日益严重，三桓又不得不将封邑打造成坚不可摧的军事要塞。如此封邑一旦发生叛乱，当初建设成的、为了抵御强敌进攻的防御体系反而成为收复失地的极大阻碍——到时看起来，那些工程反倒是替敌人建造的了。

有鉴于此，三桓开始商讨以后如何能够快速解决反叛问题（像驷赤那样足智多谋的良士和侯犯那样忠厚老实的反叛者毕竟只是极少数）。当时季桓子的室老是孔子的大弟子子路（仲由），他建议把问题提交到朝会上去，听听大夫们有什么好意见。

季桓子采纳了他的建议，子路转身把这件事向孔子做了汇报。在第二天朝会上，季桓子提出了议题，鲁定公显得很感兴趣，他把议题交给大夫们讨论。大夫们心潮澎湃，表面反应却十分冷淡，谁也不想首先发言，恐怕一旦说得不中听再触怒三位大神。

孔子此时已经由大司寇升任相邦，他首先站了出来；不过他没有提出方案，而是先讲了一段故事。

孔子说：“大概在一百六十年前，晋献公命大司空士蒍为公子重耳和夷吾修建封邑，并要求他把城墙修得高大些。后来夷吾发现工程质量除了问题，于是向晋献公告状，说士蒍在筑城时故意向夯土里加入了树枝、麻布等杂物。晋献公要求士蒍做出解释，士蒍说：‘没有外敌而修筑大城，仇人必然会保有它。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把它修建得那么结实呢？’后来晋国发生骊姬之乱，晋献公派兵讨伐夷吾，果然铩羽而归。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因此危险的根源在于城邑修得过于高大坚固。城墙不但失去了抵御敌人进攻的意义，反而成为公室战胜叛军的极大阻碍。我们曾经最大的敌人是齐国，但是现在两国已经结为同盟；齐侯企图恢复桓公时期的霸业，必然会拉拢一切力量对抗晋国。而晋国数十年内是不会垮的。即便晋国垮了，还有吴国和楚国。齐国会始终需要鲁国帮助。

“这样看来，齐国几十年内是不会对我国发动进攻了。而三都城墙的高度竟然达到了五丈，已经超过都城的规格。我认为防范和解决反叛的办法还是应当将城墙削低到周礼规定的高度（三丈）；如果大夫们都致力于礼乐教化而不是互相争夺利益的话，要那么高的城墙又有什么意义呢？最终不还是害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