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重农思想之后，消除农商之间贫富的两极化，政府抑制富者，救济贫者的政治主张，便有了成长的土壤和空间，久而久之重农抑商也就成为历朝历代君王所信奉的金科玉律。

对于这种看法和主张，从商业高度发达的现代而来的李承乾，自然是不能够认同。为了能够更好的阐述自己的观点，能够以理服人，最终说服那些思想守旧的饱读之士。李承乾着实是下了一番功夫，便查各种典籍文献，期望从中能够找到，先贤口中说过的，有利于自己提高商人地位的只言片语。

所谓功夫不负苦心人，在那浩瀚如海的典籍从中，还真就让李承乾找到了那么一句。虽然这一句也没有脱离重农的思想，可这并不重要，因为李承乾也同样认为，农事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强盛，所起到的坚实作用。

李承乾所找到的这句话是出自司马迁之口，原文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这句话为根基，从而引伸出商业活动在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富足百姓等所起到的作用，最终得出民富则国的结论来。并以此，认为朝廷应该尽量鼓励商业活动，提升商人的社会地位，取消在穿衣、建房、乘车等方面对商人有歧视性的规定，恢复商人的政治权利，允许其本人及后代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为官等等，写了洋洋洒洒万余字来。

其实，对于李世民来说，他本身并没有特别的期待李承乾会发表出什么真知灼见来。对于自己的这个宝贝儿子，身为父亲的李世民自认是还是比较了解的。

可是，当他亲眼看到太子奏章后，完全被李承乾那，在一些极度保守的官员眼力，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离经叛道得言论，震惊的不知道该是高兴还是该生气了。

不过，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看，先抛开争议很大的重视和鼓励商业活动这个观点之外，太子的奏章里虽然再没有提出什么能够让人感到眼前一亮，能够行之有效的政治方针来。但李承乾对于魏征观点的认同，说明自己所立的这个太子，就眼下这个安人理国方略这件事上，和李世民的观点完全保持了一致。

皇帝与储君的政治主张能够取得一致，对于安人理国这种可能要持续几十年，甚至是几代君王的百年大计来说，那是弥足重要和珍贵的。

至于说李承乾所提出来的重商的主张，因为文中引用不少先贤的观点，所以在李世民看来也不能说是不对。再加上有唐以来，商人的社会地位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官员对于商人也不再像以前那般的敌视，李世民还是认为可以进行一些尝试的。只不过这个尝试并不是在现在。

因为隋朝的暴政，再加上连年的征战，使得整个大唐可以说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尽快地恢复会农业生产，解决全国老百姓以及军队的吃饭问题，才是摆在李世民面前的头等大事。

就这样，在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朝议和讨论，当全国的官员几乎都开始加入这场辩论，各抒己见的时候，李世民最终作出决定。

决定采纳魏征的观点，做出了天下可以大治的判断，并以此为据，制定了抚民以静的国策。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就从这个起点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