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时，江西萍乡人，家境颇为富裕。

20岁时考入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在美专积极从事学运，成为骨干，遭到警方逮捕。

武汉党组织费了很大气力将这位颇具才干的青年营救出狱，由中央派送到莫斯科学习。

期间，陈洪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结识了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成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1930年陈洪时回国，由中央派到湘赣苏区，先后任中共乐（安）宜（黄）崇（仁）中心县委书记，万（安）泰（和）县委书记。

1933年5月任中共湘赣省委代理书记、书记。

令人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位颇具才干的青年，却最终在湘赣省委书记的任上叛变投敌，留下了千古骂名。

湘赣苏区，是在井冈山、赣西与湘东南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红色区域。

在这块横1070里、纵910里，人口逾百万的根据地中，党、政、军、财、文各方面的建设颇具特色，党在这里缔造了中国革命的生力军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

湘赣苏区不仅是中央苏区重要的战略侧翼，在战略上和军事上直接配合中央苏区的斗争，而且起到了连接中央苏区与湘鄂赣苏区的枢纽作用。

红六军团原本是一支善于运用游击战术在运动中歼敌的红军部队，然而从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博古就将红军的作战指挥权交给毫无红军战争经验、只是在德国打过攻城巷战的洋顾问李德手中。

李德的与强攻之敌打阵地战、以堡垒对堡垒的瞎指挥，在湘赣苏区也得到推行。

红六军团被迫执行了“短促突击”“阵地防御战”等自毁优势的战术，导致了金华山、松山等战斗的失利，红军的实力遭到令人痛心的损失。

到了1934年5月底，红军只能在方圆八九十里的狭小范围内腾闪挪动，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被迫转移到永新牛田与泰和津洞一带。

眼看红军处在四面被围、处处挨打的危局当中，却又不能改变消极防御的战略战术，这使得省委书记任弼时、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等人苦恼不堪。

7月23日晚，中共湘赣省委与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撤离湘赣省苏区，突向湖南中部开创新苏区的训令。

任弼时、萧克与王震等人，读了电令后非但没有心情上的振奋，反而被一系列新的忧虑所困扰。

对于一个经营了5年整的省级苏维埃政权，能够说走就走吗？有多少的问题需要考虑啊！

第二天上午，在牛田圩后街戒备森严的关帝庙内，由任弼时主持召开了十余人的会议。

与会者除了湘赣省委常委外，还有红六军团和省军区的主要军政首长。

会议传达了中央的“七二三训令”，对若干重大事项作出决策。其中一项是重组湘赣省委班子，任命陈洪时为省委书记，谭余保任省苏主席，彭辉明任省军区总指挥，留下来领导湘赣苏区的革命斗争。

年仅24岁的陈洪时，由此开始担负起主政湘赣省苏区的重任。

一切事情是那样的突然和行动神速。红六军团3个师从8月3日起，陆续进入军团指挥部指定的位置。

三天之后，军团将士9758人从遂川的横石踏上了西征湘南的征途。

新任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搬进了任弼时“任胡子”原来办公的老祠堂。

在忙完了对党政领导机构的调整充实后，陈洪时把注意力放到了军事上面。

此时，留在湘赣苏区的红军也有一定的实力。

省军区下辖5个独立团和军区直属队，加上5个军分区的机关武装，总兵力超过了6000人。

陈洪时的意见是将战斗力最强的独立第五团和军区教导营放在牛田以北的郑家坊，在那儿修筑工事和碉堡。

省军区总指挥彭辉明看了陈洪时在简易地图上画出的位置，皱着眉头以广东口音说道：“到寄（这）个时候，还能打什么阵地战？我们修建的碉堡又有什么用处？”

陈洪时听后带着怒气又有些武断地说道：“我说辉明同志，到这种时候还要实行‘零散的游击主义’？这本身就是一种惊慌失措的表现！设立阵地与敌人鏖兵对垒，有什么不对？仗就得这样打下去！”

彭辉明的嘴边浮现出一丝苦笑，声音不高地回道：“执行省委的指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