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省委特务队从太平山开出，谭余保和刘发云离开之后，相隔了10余天，陈洪时又将留在太平山的省委负责干部作了新的调整：

刘炳高和旷进媛潜往萍乡做白区工作，王用济去攸、萍边界。省委机关只留下陈洪时和龙承绪，还有译电员、医生及部分特务队战士，总共不上50人。

陈洪时在顺利地走出一步小“棋”后，于1935年6月上旬带着龙承绪、张运秀及译电员、医生等12人，离开太平山转到了萍乡与攸县临界的蛤蟆山。

在山外的陈家村，陈洪时找到了少年时结拜的义父陈正祥，通过这个富绅去了萍乡，与国民党萍乡县县长、五省“剿匪”西路军行营保安司令危宿钟接上了联系。

6月12日，在危宿钟派员的迎接下，陈洪时所率的11人，携带着随身武器、密电码、军用地图、省委公章，来到萍乡县城，向国民党当局“投诚”。

大喜过望的危宿钟组织了上千人在大街上迎接，隆重得不得了，鞭炮放了好几箩筐。

一个共产党的省委书记自动“弃暗投明”，归降政府，这件事足以让湘赣两省政府和5省“剿匪”总部热闹一阵子。

6月13日，湖南《民国日报》以特大版面刊出报道：“伪中央委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决心参加铲共，于昨由赤区来萍向政府投诚。又云将不日赴省向何主席（键）呈报共党总崩溃情形和铲共计划。”

6月14日的《中央日报》也刊发了同样内容的重大报道。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接到何键的电讯报告，喜不自胜，当即写一手令：“归顺立功，准其任招抚专员。”

6月15日，何键从长沙派出豪华专车，将陈洪时接到省城，在省政府设宴款待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依然是国民党飞机天女散花般地撒下传单，包括陈洪时在长沙新闻发布会上的清晰照片，帮助湘赣红军掌握到陈洪时已经叛变投敌的信息。

1935年7月初，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将剩余的300多人带到莲花棋盘山，在山上召开干部紧急会议。

会议决定撤销原湘赣省委、省苏和省军区，成立湘赣临时省委、省军政委员会和游击司令部。

谭余保任临时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

干部们提出，陈洪时一定会带领敌军疯狂地进攻红军游击队，会议针对性地制定了“隐蔽目标、分散游击、保存实力”的游击方针，运用井冈山“十六字诀”在棋盘山一带打游击。

正如谭余保等人的分析，在远离棋盘山数百里的萍乡县城“江西第二行政督察专署兼保安司令部”，新任的“招抚专员”陈洪时用了几天时间，专心致志地制定了“清剿计划”。

内中有5条针对红军游击队活动特点的“搜剿要略”，其战略的新颖性是国民党军指挥官所想不到的。

这一计划有3600字，专门呈给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

何立即批转给驻于湘赣边的7个国民党师部，饬令“各部须按‘要略’实行剿击，决不让赤匪残余再次豕突漏网”。

同年7月中旬，陈洪时从萍乡来到莲花县城，协助指挥敌第六十三师、第七十七师对棋盘山红军游击队的“剿击”。

红军游击队在谭余保、曾开福等人的指挥下，分为7支小队伍，散开在棋盘山方圆百里的山区，展开艰难至极的游击战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震撼着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给中国政局带来激变，也给国共两党带来了重新合作抗日的变化。

继中共中央同意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之后，同年8月，国共两党又决定将南方8省的游击队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中共中央很快指示尚在南京谈判的博古，派顾玉良赴江西寻找项英、陈毅。

这种在民族危难时出现的化敌为友的突变，是陈洪时无论怎样都料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