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白崇禧派李品仙偕何键的女婿李觉飞抵长沙，游说何键响应两广抗日的行动。

何键一方面表示待桂军到达长沙时，他才能有所行动，另一方面请全国基督教教育会会员刘廷芳到南京与蒋介石联系，报告两广行动计划，表示对南京绝对忠诚、绝对服从，欲以所部湘军十余万兵力拨归中央直接指挥。

此举换得蒋介石的40万元的奖赏，蒋立即派陈诚坐镇长沙，同时决定令调驻浏阳一带的中央军第七十七师以及驻防武汉、武胜关一带的第四十三、第九十七师兼程南下。

6月10日早晨6时左右，三个师师长等随中央军先头部队比粤、桂军队早三个小时到达衡阳。

蒋介石舒了一口气，在日记中感叹：“幸派兵入衡迅速，辞修（陈诚）入湘……竟得转危回安，此实国家治乱惟一之关键也”。

桂军获悉中央军已全部达衡阳，北上道路被堵，白崇禧遂令已到达祁阳的广西部队停止前进。

此时，何键见形势对两广不利，不敢应允桂军借道湖南。李品仙联系湖南计划失败，怏怏而返。

6月16日，陈济棠和李宗仁令粤桂军撤出湘境，同时发出铣电斥蒋“诬抗日为对内”，“指救国为异动”，要求蒋介石“调攻击粤桂之中央军北上抗日”。

蒋介石为挫败两广事变，一方面调重兵南下，阻止粤、桂军北上；另一方面对陈济棠部属采用各种手段进行收买和策反工作，从内部瓦解广东势力，以图搞垮陈济棠。

其中戴笠运用特务组织为蒋介石瓦解两广事变发挥了特殊作用。

戴笠对南方地区的特务活动早有安排。

1936年春天，他获得军统港粤区有关两广军队调动、备战的情报，即派员加强该地区的特务力量。

两广事变发生时，在广州方面的特务骨干有梁干乔等，在韶关方面有谢镇南等，他们工作的重点是在粤海陆空军中进行策反。

6月30日，戴笠等通过与陈济棠有隙的陈策收买广东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黄志刚和第二中队飞行员黄居谷等，分别从从化机场率轻型轰炸机四架、从广州天河机场率驱逐机三架北飞南昌投蒋。

随后又有梅锦昭等率机四十架投蒋，并于7月5日在南昌联名发表倒陈拥蒋的通电。

蒋介石立即封黄志刚为上尉队长，其余人员均晋升为上尉飞行员，发给赏金2万元。

针对上述情况，陈济棠下令封闭机场，将剩余的所有飞机入库，并派宪兵在机场严加把守，将第二中队长丁纪徐扣押。

但即使如此，仍不能稳住粤军的阵脚。接踵而来的是发生李汉魂的“封金挂印”事件。

李汉魂原为独立第三师师长兼粤西绥靖区委员，因遭陈的猜忌被免去这两个职务，而委任以第二军副军长及粵东绥靖区委员的空衔。

李因此心怀不满，于7月6日不辞而别，离开汕头，到香港后分别致电陈济棠和南京政府，表明了拥蒋倒陈的态度。

同日，广东军政人员李洁之、黄涛、张健等也离穗赴港，联名发表致陈济棠的公开信，责其假借抗日，危害国家，劝陈不要做“亲痛仇快”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