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事变”后，蒋介石重新调遣重兵，对粤赣边等游击区发起新的“围剿”。

这次进攻粤赣边的是蒋介石嫡系国军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被蒋介石称为“碉堡专家”。

他在进攻游击区时，果然使出拿手好戏，山口、路口、渡口全都筑起碉堡，派重兵把守，白天盘查行人，夜晚警戒巡逻。

他还借用蓝衣社的做法：编保甲。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一村为一保，设保长，十保为一联保，设主任，“一家通匪，十家连坐”。

还有移民并村。把分散住在山上的百姓，全部赶下山，集中居住，制造无人区。

再计口售粮、售盐，禁止上山劳动的百姓多带粮盐；还把16岁至40岁男子编成壮丁队，配合国军搜剿、追剿。

密如蛛网的敌人封锁线，给红军游击队生存与活动制造了极大困难。

这年冬天，陈毅被戴嗣夏的第四十六师围困在梅岭密林深处一个人迹罕至的岩洞里，长达20多天。

多亏梅关黄坑一个名叫张千妹的妇女，冒着生命危险，夜间上山送情报、送粮菜，这才存活下来。

张千妹最后一次上山，遇上了搜山的敌军，她无处可藏，只好眼一闭，就地一滚，掉下几丈深的谷底，晕了过去。

直到第二天晚上，她才拖着摔伤的一条腿，一步一步捱回了家。

张千妹负伤后，没人送粮菜，陈毅在岩洞中又渴又饥，渴了还能从岩缝里找几滴山泉润喉，可肚子饿得实在难受。

想走出岩洞找吃的，上山搜剿的敌人，不时从洞外传来走过的脚步声，又不能冒然行事。

陈毅正是在这苦虑不得脱身的环境下，写下了他那气壮山河的绝笔“梅岭三章”。

陈毅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进山搜查，第二天山里也很平静。

正在陈毅纳闷之时，张千妹给陈毅送吃的来了，她告诉陈毅，山下的敌人都撤走了。

陈毅感到奇怪，便走出岩洞，随张千妹下山。

被敌人冲散的警卫员宋生发找来了，他从城里搞到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面登载有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的消息。

陈毅这才知道，正是因为西安事变，国军第四十六师这才匆匆从游击区撤走。

国军一撤，敌人一些地方武装都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陈毅就这样又逃过了一劫。

1937年4月中旬，陈毅在梅岭斋坑召开“兵运”（瓦解敌军）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地下工作者陈宏（又名陈海），在返回大余县城途中被捕，供出了大余县城广启安糖铺是红军游击队开设的地下交通站，还供出了他与陈毅等领导人的秘密联络关系。

国军第四十六师政训处即令陈宏写了一封密信，交给糖铺负责人黄亚光，由黄亚光派人送给红军游击队领导人，说：“中共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主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饭店会面。”

敌人在饭店里埋伏了重兵，人一到就逮捕。

当时驻在梅岭斋坑的项英、陈毅，已经两年多没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了，见到陈宏来信特别兴奋。

陈毅决定亲自去一趟，把中共中央来人或指示带回来。

陈毅带着中共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第二天上午来到大余县城，决定先到陈宏家中探明虚实，再到城南饭店去。

他二人来到陈宏家门前，正在低头洗衣服的陈宏老婆听说有人找陈宏，头也不抬就回答：“到团部去了。”

陈毅和黄占龙都把“团部”听成“糖铺”了，二人便直往糖铺而来。

当他们快到驿使门外梅岭桥头糖铺时，只见那里站了几个国民党士兵，便停住脚，转到一家茶馆里喝茶。

这时，在糖铺工作的老曾发现了他们行踪，避开敌人，悄悄走近陈毅，低声说：“陈宏、黄亚光都叛变了，你们快走。“

陈毅、黄占龙在老曾指引下，从小路绕出大余城，各自取道返回梅山驻地。

陈毅刚到梅山脚下，就撞上了一队从山上撤下来的国民党兵。

原来，陈宏按约定时间在城南饭店没等到项英、陈毅，估计情况有变，就迫不及待地带领国民党军顺着山路悄悄包围斋坑。

项英的警卫员正在斋坑道口棚子外面放哨，等发现敌人已来不及回棚子报告，只好鸣枪示警。

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和警卫员们听到枪声，马上拿起枪走出棚子，钻到附近一个树木不多、茅草很深的小山包里隐藏起来。

300多国民党兵在方圆不足几百米的小山包上，搜了两个多小时，没搜到一个人，便放火烧棚子。

然而火刚烧起来，天就降下一场大雨，把火淋灭了，再点火也点不着了。直搞到黄昏时分，敌人才吹集合号，整队下山。

最早下山的一队敌兵，正巧被陈毅撞上了。说时迟那时快，陈毅钻进路边草丛藏起来，等到敌人走远了，他才摸回斋坑。

住的棚子已被糟塌得不成样子，东西全被抢光，陈毅估计附近藏有自己人，就高声喊：“我是老刘（陈毅当时化名），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