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曾以“滴水不漏”来评价别动队的工作。

康泽，（1904—1967），字兆民，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同贤镇一农家，在安岳中学读书期间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前茅。

因向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救国救民思想，康泽中学毕业后即远赴广州报考了黄埔军校第三期。

军校毕业后被蒋介石校长保荐去苏联入读莫斯科中山大学。在校期间并不认同马列主义，甚至还与贺衷寒、邓文仪、郑介民及谷正鼎等三四百名国民党籍同学试图组建中山大学的“国民党旅莫斯科支部”。

康泽归国后历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侍从参谋、第2师政治部主任、江西“剿匪总司令部”宣传大队长、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南昌陆军官校特别训练班主任、中华复兴社书记长、军委会第二厅厅长、三青团团部组织处长、战时青年服务总队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立法委员及第15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7月在驻守地湖北省襄樊兵败被俘，1963年获特赦释放。

后来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特务”的康泽，确实还是一个颇具组织、宣传及演讲能力的文化人。

1932年成立的秘密情报组织“中华复兴社”之名，就是社长蒋介石在多个备选名称中选择了他所建议的名称。

他还为复兴社起草了“纪律条例”。

但他对外界与民国政局的重大影响却不仅仅是这些职务和经历，而是他在第一次国共分裂期间创建的别动队及“新江西模式”战略。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对江西苏区的围剿，蒋介石批准了康泽提出的“别动队”策划方案，组建了南昌行营别动队。

别动队成员主要为黄埔军校毕业的失业中下级军官及部分宪警特工人员。

1933年康泽又获准在南昌创办了陆军军官校特殊训练班并担任主任。训练班学员主要招收有高中毕业学历的年青人。

1933年10月，天天穿着士兵服脚蹬草鞋腰别手枪的康泽总队长亲率组建训练完毕的3个别动大队（9个支队）进驻到了以江西抚州为中心的南城、南丰、崇仁、宜黄、永丰及泰和等10个县。

不军不民（队员都同时有军装和便服，根据行动需要选择穿戴）的别动队进驻这些地区后，立即迅速分散到区域内的所有县城、乡镇和村庄，开展编保编甲及联保等基层政权组织建设。

开展户籍及家庭人口结构调查摸底，居民“通匪”情况调查。

开展城乡土地状况调查（被非法占有的土地及财产全部物归原主）。

开展铺天盖地的宣传教育（城镇农村的大街小巷均张贴“剿匪救民”、“攘外必安内”及“消灭***”之类的标语口号）。开展对瑞金苏区进行极其严厉的物资禁运。

随后，别动队又开展了区内外流（逃）人口的调查及劝回工作，大量逃亡地主富农则自愿返回了家乡。

开展对青壮年（壮丁）的登记造册，在乡壮丁必须按时报到接受思想及军事操练，其中的合适者则组成自卫队，负责平时及夜间的站岗巡查。

还对接近苏区周围30余里内的居民进行了强制性搬迁，使这类地区成了巨大的环形“无人区”。

别动队进驻后，迅速修筑了“村村通”土路及环绕苏区的汽车道路1100公里，用于别动队快速行动和军队运输调动。

还在4个月内从外地运来水泥钢筋，建造了2900座各种规格的钢筋水泥碉堡，在大大小小的道路上构成了可互相联络密切支持的严密防御系统（蒋介石曾誉之为“滴水不漏”）。

半年之后，别动队控制的区域已经达到了30个县（几乎占了江西全省60多个县的一半），区内人口达到了500万。

而别动队也从最初的3个大队1万余人发展到了7个大队2.4万余人（其中便衣队员7000余人）。

瑞金的工农红军踏上北上抗日道路后，别动队又紧随国军的追击部队，在湘桂粤黔川甘青陕等多地继续开展自己的另类军事行动。

别动队在江西采取的上述种种围剿措施（尤其是物资禁运和兵源控制）真的让苏区的革命家们感到麻烦了，准备另觅根据地了。

二十多年后，前红军总军医傅连璋还咬牙切齿地回忆：当年毁灭瑞金的两个主凶，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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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康泽，力行社第八任书记长、“别动总队”总队长。他被誉为民国罕见的“组织天才”之一。1933年夏天，他组建了效仿德国党卫队、权势熏天的别动队，被毛主席视为毁灭瑞金的元凶之一。他也被视为蒋介石最有力的接班人之一。但不久后，他明白了自己与蒋介石只是互相利用关系。1948年5月，他在襄樊被解放军逮捕时，蒋以为他一定会“自杀殉国”，为此开了两次追悼会，但这时候，他已在西柏坡总结自己的反动思想、并痛骂蒋介石了。

注②：滕杰，力行社创始人、首任书记。他富有热血而忍辱负重、兢兢业业，是力行社、“蓝衣社”历史上最没有争议的首脑。1931年7月，他甘冒杀身之祸，与未婚妻陈启坤发起了力行社；一年多以后，力行社、“蓝衣社”发展成员万余人，他却被蒋介石免去了书记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