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深山密林里分别建造了好几处营地。这些营地，都是十分简陋的竹寮。

他们和战士们把竹子劈成两半，然后一正一反像瓦片那样相互衔接着拼成一个寮顶。

这种竹寮可以挡雨，却四面透风。

床也是用竹片拼起来的，在上面铺上一层稻草就成了。

邓子恢的生活用具也极其简单，一个脸盆除用来洗脸外，还得用来煮饭、烧热水和洗澡。

时间久了，脸盆上的搪瓷早已脱落，几乎就是一个黑乎乎的铁皮钵子。

吃饭没有筷子，就折两根树枝凑合。有时找不到吃的，就让警卫员设法弄些地瓜，用水洗干净后啃着吃。

这些领导人经常奔波于各营地指挥战斗，布置任务，检查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和战友们经常靠着竹笋、野菜和山泉水充饥解渴。

由于长期生活在深山老林，弄不到鞋子穿，当然更谈不上穿袜子。他们不管晴雨风霜，几乎都是光脚穿一双破烂雨鞋。

时间一久，脚就烂了，没有药品治，他们就用竹子里蛀虫啃咬下来的竹粉涂抹伤口，过些天伤口好些了，还是穿那双雨鞋。

由于领导人正确贯彻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斗争方针和策略，紧紧依靠县、乡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得到了苏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拥护，经过3个月艰苦的斗争，逐渐争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打破了敌人第一次“清剿”计划。

闽西党组织由于远离党中央，得不到中央的指示，给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为了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千方百计托人搜集大陆、香港出版的各种报纸，从各类新闻报道中研究形势的变化。

有一次，他们看到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登载着红军在桂、黔一带活动的消息，判定主力红军已经突破了国民党的湘江防线，转战于西南各省。

他们很高兴，责令邓子恢马上写了一篇关于革命形势的宣传提纲，印发到各游击队去，极大地增强了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对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很大作用。

1935年7月至年底，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清剿”，企图集中兵力，消灭闽西南红军游击队。

敌人的手段主要是利用它已经建立起来的反动统治，强迫群众到处修公路、筑碉堡，一发现游击队，敌军主力便跟踪“追剿”“围剿”。

而驻守碉堡的民团、壮丁队则据守碉堡进行堵击；有时则沿山隘伏击，放冷枪，配合敌军主力进行“搜剿”。

在政治上，敌人主要是采取“隔离政策”和“瓦解政策”。

特别在1935年八九月以后，敌人看到红军与群众的亲密关系，认识到单靠军事行动无法消灭红军，便采取了“移民并村”“计口购粮”“保甲制度”“连坐法”等极端毒辣的办法来对付游击队。

反“清剿”初期，部队在没收反动地主粮食的时候，只注意维持自己的给养，没有注意到吸收群众参加分粮。

有时虽然以部分粮食分给群众，群众怕地主报复，也不敢要。

后来邓子恢和张鼎丞、谭震林讨论后改变办法：

在没收粮食时把反动地主家里人都关在一间屋子里，不准他们出来，再叫贫苦群众不声不响地去搬取粮食，群众走完后才将地主放出来。

这样群众得到了实惠，而又不致被反动地主察觉。这个办法深受群众欢迎，群众经过了几次秘密分粮斗争以后，发现敌人无能为力。

游击队的政策正确，处处维护他们的利益，因而情绪日趋稳定，便慢慢组成了游击小组，最后又逐渐变成了公开的游击队，或者参加到红军中来。

到1935年冬，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力量不仅保存下来，而且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红军游击队发展为8个支队共3000多人。

这一时期，游击队拖住了敌人8个师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