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汪克明率部袭击了敌人一个碉堡，守卫碉堡的敌军班长告诉他西安发生了事变，国民党和共产党要再次合作了，你们还打我们？

汪克明不相信。恰好此时方步舟派人来联系，汪克明才带领部队离开了华林山。

由于省委和红16师不在一处，所以有关西安事变的消息，方步舟和傅秋涛开初也不知道。

1936年12月中旬，第三次深入敌后的红16师返回通城地区后，从群众口中得知通城、崇阳一带敌人兵力空虚，方步舟遂派人去通城侦察。

然而派去的人带回了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的“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

方步舟当即写信给省委书记傅秋涛，建议省委乘机出山，前往鄂东南与红16师会合，以便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接到方步舟信后的傅秋涛，马上召集会议。经省委会议讨论后，立即决定前往鄂东南与红16师会合。

但此时国民党军一面与陕北和谈，一面继续在南方加紧进行对红军的清剿活动，玩弄两面手法，历史上叫“北和南剿”。

对于国民党军重新调集重兵“清剿”湘鄂赣游击区，方步舟率领的红16师亦全然不晓。为同省委会师，全师转战于鄂东南的大冶、鄂城、崇阳、咸宁、通山之间。

1937年1月，方步舟率红16师由通城白虎桥转往大幕山时，行至通山梅州市梅县区与新调来的国民党军新8师1个团遭遇。

交战中，由于敌强我弱，红16师受到不少损失，随即遂撤出战斗。

省委与红16师会合后，傅秋涛责怪方步舟不该错判形势以及指挥战斗失利，并决定撤销其红16师师长一职。

方步舟不服，与傅秋涛展开争论。但傅秋涛是省委书记，支持傅的占大多数。因而方步舟被受到集中批判并最后被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的方步舟万念俱灰。因想到自己革命十几年，血里火里拼杀，最后竟革到自已头上来了。

适值此时，方步舟身怀六甲的妻子在反清剿战斗中由于腿部受伤，被国民党军俘获。

敌军送信给方步舟，威胁若不投降便中断治疗。

在这种情况下，方步舟终于经受不住考验，于1937年3月21日只身携枪离队，5天后在龙港向国民党军第121师投降，成为了可耻的叛徒。

变节之后的方步舟虽向国民党军要求不做有害我军的事情，但实际上他的行动仍给我军造成了不小损失。

由于他身居红军要职，又向国民党军透露了红十六师预定的行军路线，红军再次遭到敌军围攻，最后仅剩200余人。

受其叛变影响，湘鄂赣游击区活动再次陷入低潮。

红16师代师长冯育云、湘鄂赣军区参谋长张玉清、红16师政治部主任方天宝、东北军分区司令员聂海如、东北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赵龙、东北特委组织部长黎荷村、少共书记王佛生，全都叛变投敌。

由方步舟叛变引发的这一“叛徒效应”，是傅秋涛们所始料未及的。

胡杏儿利用药材商人身份，辗转于湘鄂赣边。经过多方打听，虽然不能知道方步舟和红16师的全部情况，但也探知了一个大概。

胡杏儿于5月份回到了富城，向韩香云汇报了方步舟和红16师的情况。

韩香云告诉胡杏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己经开始了第二次合作。组织上已经传来信息：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要改编成抗日义勇军了。

对于方步舟的变节投敌，韩香云十分惋惜地说：方步舟变节投敌在黎明前，实属不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