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途跋涉，减员不少，出现官多兵少的状况。经中央批准，四方面军调拨了3个团，近4000人，充实中央红军。

四方面军的大力支援，对中央红军增强战斗力、改善军需，起了重要作用。”

5、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牺牲最惨，压抑最深

西路军总数21800人，牺牲人数达七千人(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二十多人)；被俘后遭虐杀、活埋5600人；最后被营救返回延安4700人；流落在各地的战士4500人。

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这些花样百出的禽兽行为都出自马步芳之手。

根据《西路军战俘纪实》一书记载，马步芳的残暴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纪念馆一工作人员称，马步芳仅在张掖就杀害了3200多人，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阵亡后，他的头颅被敌人割下来挂杆示众；身负重伤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因决不投降被大刀砍死；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被马步芳绑在大炮筒上，活活轰死。

有2400多男红军战士被就地活埋，有的被火活活烧死，有的被钉死在树上……

几乎所有女红军战士都遭到了强暴和凌辱。当时担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的张力雄回忆说，“他们(马步芳部队)把俘虏的女同志，拿去集体轮奸以后，把衣服裤子脱下来，阴道上插高粱杆，捆到树上示众……”

当时的红军总医院二所护士牟炳贞描述得更是触目惊心：“一把把你抓起来，裤子脱掉，把树削得尖尖的……就这么死掉。”

回到延安的李先念，组织上原先准备将他由军政委降到营级干部，经毛主席干预才作罢。

突围到新疆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红五军政委黄超，不久以托派罪名被枪毙。

与其他方面军的长征相比，西路军牺牲最大，牺牲最惨，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西路军失败以后，几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执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很受压抑，以至于延安时期发生许世友联络多人准备潜逃的事件。

直到解放后，很多散落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得不到政治上的平反与经济上的待遇。

“文革”开始后，大部分西路军流落干部战士被打成“张国焘的走狗”、“叛徒”。

1967年，61岁的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委陈昌浩在遭到毒打后服药自杀，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婚后，仍然被投进了监狱，3个儿子陈祖莫、陈柏生、陈洋生被逼得四处奔逃。

陈昌浩死后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扬弃于荒野，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陈昌浩的墓穴里只有一个空骨灰盒。

其实这些人为造成的错误，成为了历史的缺憾。稍有理性的人都会发现，在西征的西路军里，还有五军这支部队，而这支部队一直是属于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

实际上西路军西进是肩负打通国际路线，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的任务。西路军的整个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西路军并非张国焘组建与指挥的，而是党中央，中革军委组建与指挥的。

西路军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执行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而另有原因。

曾任西路军副总指挥的徐向前，晚年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认为，西路军兵败的原因归结于：一、共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待的任务多变；二、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三、前方指挥员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徐向前、陈云、李先念等人是西路军的当事者，由于他们的的直接干预，邓小平的坚定支持，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才逐步得以澄清。

几十年压在红四方面军头上的帽子被摘掉，大量散落各地的西路军老战士终于得到了公平的对待。

总之，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分为三个历程，第一是1932年年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北的西征。第二是1935-1936年从川北到甘肃会宁的北上。第三是1936-1937年从甘肃会宁到新疆又返回陕北的西征。

红军长征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每个方面军的长征具有不同的内容，创造了奇迹。

其中红四方面军长征时间最早，最久，里程最长，走的最远，增员最快，人数最多，牺牲最惨，压抑最深。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事件。相信对它的党史研究，一定会更加趋向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