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西安事变，必得说到一个人一一戴笠

很多人可能一直不能理解，戴笠明明只是一个品行卑劣的混世魔王，后来怎么就能变成一个在民国期间叱咤风云的“特工王”？成为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片刻也离不开的头号亲信？

原来他是把西安事变这场巨大“灾祸”演变成自己人生的重大机遇的。

中共方面因为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全线溃败，不得不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长征。一年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

就在这一时期，戴笠已经获得蒋介石一定的信任。利用国民党最高领袖的信任，戴笠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自己的特务工作网络。

虽然在西北地区建立了陕西特务工作站，但并没有将其发展为省级工作站。

随着红军进入西北发展，为落实蒋介石赶尽杀绝红军的意图，也为了有效监控东北军的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的杨虎城，戴笠进一步加强了西北地区特务组织的建设和部属，并在设备和技术配备上也加大了投入。

戴笠没想到的是，张学良在特务眼皮子底下进行了活动：故意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下层官兵之间的矛盾放任不管，造成两军分裂的假象，以此做掩护，暗中派人频繁与第十七路军的杨虎城联系，双方频繁互动。

但戴笠毕竟老谋深算，竟然从杨虎城身上撕开了一道口子：

一方面用重金逐次收买了杨虎城手下的办公室主任、军需处长、宪兵营长及兵工厂长等重要人物。

另一方面使出通天本领，竟然把杨虎城派驻南京、武汉的办事处长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拉进特务组织。

由此，杨虎城的情报源源不断到了戴笠手中。

1936年12月初，正当蒋介石频繁往返于西北，多次敦促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开赴陕北围剿红军。

就在这时候，戴笠获取的情报显示：张学良正在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进行秘密接触。

戴笠马不停蹄赶赴洛阳向蒋介石报告这一重大情报。

蒋介石命戴笠不可打草惊蛇，秘密查清事实。

不久，戴笠从张学良身边亲信获取的情报得知，张学良和杨虎城极有可能采取“兵谏”的方式，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以一致对外，领导抗日。

戴笠获此情报惊出一身冷汗，赶紧飞往西安面见蒋介石。

但蒋介石坚信张学良是忠义之人，又迷信自己这个最高领袖，决不会有异心。

况且，此前各方面情报都显示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关系颇为紧张。

因此，蒋介石对这份情报并没有引起该有的重视。

受蒋介石的影响，戴笠也觉得蒋介石的看法是对的。

更何况，张学良和戴笠的私交一向极好，他认为这一情报很可能是张学良手下的异己为了陷害张学良而捏造出来的。

于是，戴笠也就此打住，没有继续深究这份情报。

但没想到的是，因为戴笠的这次疏忽，导致“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及其手下数十名军政大员在西安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这可以算是戴笠从事特务工作以来唯一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失误。

毫无疑问，这对戴笠来说就是弥天大祸。

以蒋介石的为人和作派，因为戴笠工作上的重大失误，导致他在西安受此奇耻大辱，只要蒋介石重获自由，等待戴笠的，无疑会是灭顶之灾。

戴笠跟随蒋介石10多年来，对蒋介石有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一场巨大灾祸。

与此同时，戴笠也想到自己如今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蒋介石给的，如果此次蒋介石没了，那就意味着他戴笠的靠山没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也将保不住了。

他自认为这十几年来他和蒋介石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极为难得的默契，如今蒋介石蒙难，他戴笠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戴笠沉浸在巨大的痛苦之中，但同时也在想尽办法收集情报、寻求解决办法。

通过对多方面情报的收集和分析，戴笠决定于12月21日陪同宋美龄和宋子文一起赴西安。

因为戴笠认为：张学良是不会伤害蒋介石的，即便是自己，张学良也会念在这么多年的交情，对自己手下留情。

出发之前，戴笠又联系了和自己私交极好的胡宗南，请他为自己分析自己这趟西安之行前景如何。

胡宗南告诉戴笠：张杨二人发动兵谏的目的只是想逼蒋抗日，他们非常有政治头脑，决不会伤害蒋介石。

既然如此，那么戴笠此行赴西安不但不是赴死，反而是一次给蒋介石护驾的绝好机会。

那么，蒋介石不但不会责怪戴笠，反而会更加器重戴笠。

于是，戴笠更加坚定了此行赴西安的信心，随后便向宋美龄请求同赴西安营救蒋介石，决心要与校长共生死。

宋美龄嘴上虽然反对，但心里却非常感动，这就是患难之中见真情啊！

而宋子文也认为此行戴笠同赴西安，对营救蒋介石极有帮助。

最终，戴笠同赴西安的请求得到了宋美龄的同意。

虽然经过如此缜密的分析，也得到了前景乐观的预判，但戴笠一向谨慎，对西安之行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