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天宇胜利地完成了诛杀蒋达生的任务，就要返回南方去复命。

红二十八军军长兼政委高敬亭一听说诛杀了蒋达生，非常高兴。他对卢化宏说，他要见见这位少年英雄。

这样，卢化宏就带着封天宇和特遣队上了金刚台。

高敬亭在金刚台接见了封天宇及他的特遣队。

高敬亭握住封天宇的手，上下打量一番，说：“好哇，果真是英雄出自少年。好！好！”连声夸赞不己。

封天宇也是第一次见高敬亭。这位红二十八军的领导人，叱咤风云的英雄，他以为一定是有一把年纪。此时他看去，这位传奇人物也就三十岁左右吧。

而且，高敬亭长得很帅，虽然穿着打补丁的军服，却英气勃发！

卢化宏背地里告诉他，史玉清正在同高军长谈恋爱哩！

封天宇听后，非常欣喜：是嘛，那太好了！

封天宇和高敬亭、卢化宏、史玉清分手了，他带着特遣队回到了广州。

而高敬亭和鄂豫皖边省委却领着红二十八军和地方武装，继续在险恶的环境中战斗。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军委会确定对共产党及其军队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于1937年4月27日下令成立豫皖苏军事委员会。

军委会委任刘峙、陈诚、庞炳勋、卫立煌、何柱国、王书常、刘茂恩、胡宗南等19人为委员，刘峙为主任委员。

同时，将“豫鄂皖边区主任公署“撤销，成立“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卫立煌为公署督办。

下辖岳西、信阳、经扶三个督办处，督办可以任意调整撤换辖区的地方官员，以强化对“清剿“的指挥。

卫立煌基于多次“清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红军游击队所以能够“行动自由、飘忽无定“，是因为其成员“多系本地土著，所到之处，又有人从中勾引通窝“所至。

因此，他改变了“分区驻剿、追堵兼施“的办法，采取“剿抚并施、军政并进“的方针，要求鄂豫皖地区国民党各级政府要切实做到和正规军相配合、协力方位。

强调对红军主力、地方武装、便衣队的“清剿“要同时进行，并将“清剿“的重点放在红28军的所在地--鄂东北地区。

在这次“清剿“中，国民党部署正规部队有：第32、第33、第47、第64、第65、第102、第103、第167师和独立第5旅，共计38个团。

为了保证对鄂东北的重点“清剿“，卫立煌将鄂东北地区的4个保安团相对集中，又将平汉铁路以西的湖北保安部队8个团调进。

这样，在鄂东北就集中了12个保安团，协助国民党正规军作战。

在兵力配备上，采取了两项强化措施：一是将原驻城镇的正规军改为进村扎寨，重要地区广筑碉堡，以正规军驻守;一是以正规军组成“追剿队“，由“督办公署“统一指挥，实行“深入穷追、““分头兜剿“。

各级国民党地方政府，则实行“移民并村“、“埋雷霸路“、“路路跟踪“、“伐林搜山““半夜摸鱼“(半夜摸进村搜查)等各种办法加以配合。

1937年5月，国民党正式向我鄂豫皖红军游击队发动了第四次大规模“清剿“。

面对敌人的大规模“清剿“，红28军领导人开始思想准备不足，所以一时陷入被动。

中共鄂东北道委得知敌人将开展新的“清剿“后，及时采取了对策，首先在群众中散发了《为肃清国民党侦探、坐探告劳苦群众书》，并采取了一些反“清剿“措施。

但是没有引起高敬亭等领导人的足够注意。

高敬亭在率领红28军挫败国民党军前三次“清剿“后，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对付敌人可能发动的新的“清剿“上，而是在革命队伍中开展了错误的肃反斗争。

高敬亭“整顿“道委，先后将鄂东北道委和军队的一些优秀领导人错判、错押、错杀，削弱了领导力量，造成了人心不稳。

又由于红28军长期停留在鄂东北地区，这里正是敌人“清剿“的重点，红28军行动迟缓，延误了转移时机，陷入了敌人重重包围之中，斗争形势十分严重。

1937年5月，敌人已经在鄂豫皖地区密布碉堡，开始了新的“清剿“。

高敬亭则刚对中共鄂东北道委和独立团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新任道委书记胡继亭未到职，独立团团长陈希堂，政委李明远新到任，既不熟悉部队，又缺乏实际指挥经验。

独立团在黄安老君山、天台山活动，遭到国民党军第102师1个团的包围。部队由于连续冒雨行军，粮弹不足，疲惫不堪，被迫分散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