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此期间，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李德、周恩来最高三人团已经最终决定中央红军除少数人留下外，其余全部向西进行战略大转移。

转移的突破口，选择在南线。

周恩来、朱德所期待的红军与“南天王”陈济棠的借道谈判，在炮火硝烟中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帷幕。

潘汉年、何长工再度出使。

1934年10月5日，周恩来、叶剑英在军委办公室里等候潘汉年、何长工两位同志，他们将要承担一项特殊使命。

潘汉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前任“特命全权大使”。然而，这位“大使”已失业近一年。

一年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奉命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就抗日反蒋问题举行秘密谈判，并签订了协定。

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希望共产党支持他们的“福建事变”。

遗憾的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既不懂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又完全仰仗共产国际顾问的鼻息，结果失信违约，坐失良机。

“福建政府”垮台，潘汉年不得已无功而返。

另一名谈判代表，即是曾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

离开红五军团后，何长工首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培养了大批红军干部并获得苏区中央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此时，何长工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粤赣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粤赣军区，即离粤军最近的一个军区，何调粤赣军区半年多，对粤军情况很熟，无疑也是与粤军谈判的最佳人选之一。

潘汉年、何长工同时喊着“报告”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很高兴地拍着他们的肩膀，让他们就座，并亲手给他们端上开水。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南天王’陈济棠已电约我们，在陈管区寻乌举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蒋、陈之间的矛盾。朱德同志已给他复信。根据目前的时局及党的统战政策，我们准备派你们两人去跟陈济棠的代表谈判。潘汉年同志任政治代表，何长工同志任军事代表，对方代表是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及两个师长，一个是独立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一师师长黄任寰。”

接着，周恩来将“南天王”陈济棠的历史及现实处境、心态作了一番透彻的分析。

介绍完情况，周恩来微笑着问潘、何两人：“情况大致如此，你们此行还有没有什么困难?”

潘、何表示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

周恩来又郑重地说：“这是中央交给你们的重大任务，望你们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历次宣言和朱总司令《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的精神，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

在场的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嘱咐道：“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很有益处；当然，也要作好另一手准备，万一谈不成，你们要沉着灵活，应对局面。”

潘、何频频点头。

周恩来交给他们一封朱德亲笔署名的介绍信，上面写着：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望予接洽为感!专此。

顺致戎祺!

朱德手启

10月5日

周恩来最后向何长工交待说：“如果用电报通知你，说你喂的鸽子飞了，你们就赶快回来，我会派一名干部在会昌等你们。”

潘、何郑重地接受了任务，与周恩来、叶剑英握手告别。

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草帽。

斯文儒雅的潘汉年看看自己，又看看身材魁梧的何长工，禁不住笑道：“你看我们这副打扮是大学教授还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何长工笑着说：“当然是做生意的大老板呀。我们是去做一笔大生意嘛。”

随同潘、何参加谈判保卫工作的就是封天宇和特遣队。

在暮霭沉沉的黄昏，潘汉年、何长工赶到了约定地点——会昌白埠。

这时，陈济棠派出的一个特务连早已迎候在那里。

五大三粗的连长严直是个爽快人，一见面就悄声说：“何先生，咱不打了，两家和好算了。打败了你们，我们也捞不到什么；打败了我们，你们最多也只能到广东吃几根甘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