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初，项英从南昌返回大余池江，即派出干部到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精神，通知红军游击队准备改编。

这时，驻南京的中央代表博古、八路军代表叶剑英根据中央的电文指示，给项英、陈毅写信，提出了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时保持独立性原则的三点“最低限度”要求，并委派机要交通顾玉良即赴赣南寻找项、陈。

顾玉良历尽艰辛，于10月8日在吉安一家旅馆里找到陈毅。10月11日又在大余池江找到项英，递交了中央有关重要文件和博古信函等。

10月12日，项英即由顾玉良等陪同，从池江经吉安、南昌、九江，乘船顺流而下，于10月22日到达南京，会见了博古、叶剑英。

10月23日，项英即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叶媚媚到达广州后，即与项英陈毅等汇合，项英把她带在身边，投入到了组建新四军的艰苦工作中去。

在南昌谈判的前后，南方其他游击区领导人也陆续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举行了和平谈判。

谈判过程中自始至终充满了尖锐、复杂的斗争。

7月中旬开始，中共湘鄂赣省委派出代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在平江、浏阳先后举行了三次谈判，初步达成了一些协议。

8月20日中共湘鄂赣省委派黄耀南、刘玉堂、张藩等赴武汉就谈判中遇到的问题，请示中央驻武汉代表董必武，最后由董必武代表中共与国民党武汉行营代表谈判。

同月29日，湘鄂赣边游击区谈判成功，国民党武汉行营下令停止对湘鄂赣边的军事围剿，承认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出现了停战抗日新局面。

9月下旬，中共闽赣省委派曾镜冰、黄知真等下山，与国民党江西省南城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周中诚、光泽县政府县长高楚衡谈判。

在谈判中，他们提出成立闽赣边人民政府，国民党撤走驻军以便红军游击队集中，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称人民抗日军独立旅，实行人民言论、结社和武装抗日自由等条件，并允诺停止进攻国民党军队和打土豪、实行减租减息。

谈判成功后，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

10月，陈丕显同汀瑞边游击队负责人彭胜标，一起到瑞金县城与国民党独立三十三旅旅长黄镇中举行正式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陈丕显等首先阐述了共产党顾全大局，愿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态度，同时驳斥了顽固派对汀瑞游击队的种种污蔑，一开始就掌握了主动权。

国民党对游击队提出的集结点编、筹划给养等问题不得不给予解决，谈判最终达成了合作抗日的书面协议。

11月，中共皖赣特委委派江天辉为代表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达成以下协议：

准许游击队派人联络各地红军人员；撤退驻军，停止向根据地的进攻；解除移民并村的封锁线，恢复群众的生产自由；释放全部政治犯；游击队停止打土豪，部队的供给由国民党负责解决。

谈判后，特委又派李步新、江天辉赴南昌，向项英、陈毅汇报请示工作。不巧项英已去南京转赴延安、陈毅去了湘赣边。

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部要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到浮梁县集中改编，被李步新、江天辉当场严词拒绝。

此后，陈毅抵达中共皖赣特委所在地，并在特委会议上，详尽地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会议决定将皖浙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

闽西红军游击队代表邓子恢、谢育才等，同地方当局举行过多次谈判，几经尖锐斗争，于1937年7月29日达成协议，双方在龙岩签订了协议书。

闽中游击区代表杨彩衡与莆田当局多次谈判，于同年9月上旬达成了协议。

闽浙赣游击区首席代表刘英同地方当局谈判于同年9月16日取得成功，双方就一些重大问题签署了协议。

浙西游击区领导人粟裕，给国民党地方当局递送了《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

豫南游击区领导人周骏鸣等同地方当局谈判，于9月达成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抗日独立团的协议。

但是，不是所有游击区和游击队都能主动与国民党谈判，进行战略转变。

由于久居深山，加上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有些游击区负责人对统战工作将信将疑或根本不信。

杨文翰就是其中之一。

杨文翰是皖浙赣游击区的游击大队长。1938年4月他错杀前来联系下山改编的省委书记关英①。

1935年2月，方志敏被俘。11月，国民党四省剿总颁布第二期清剿计划，又一次叫嚣三个月内要把苏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一举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