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媚媚跟着项英去了一趟延安。
九月初,先期到达广州的项英和陈毅离开广州,应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邀请,首先到了南昌。
到达南昌后,项英致电在南京的叶剑英并转毛泽东,从而恢复了中央分局与党中央的联系。
在南昌,项英等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告全党同志书》。
项英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与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派出的代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刘体乾、保安处长廖士翘、参谋处长熊滨等人举行会谈。
双方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共同商定:一、在南昌期间,项、陈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致南方各游击队的公开信,信由各该地驻军转递,俾得迅速集中;二、项英返余后,即派员前往各游击区转达意旨;三、当局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不良分子对游击区域的报复行为,以免阻碍游击队集中改编等。
早在该年的8月8日,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宣言。
宣言指出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侵占华北的既定步骤,为了保卫华北和中国就要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和平妥协;国民党军要立即停止进攻红军游击队,准许抗日自由,采取最低限度安定民生的办法。
8月20日,项英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名义分别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赣州专员马葆珩、国民党军第46师师长戴嗣夏以及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县长,要求立即合作抗日,以配合全国抗战之大计。
随后,项英根据毛主席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精神,起草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条件:
要求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赣南共产党的合法和言论行动上的自由;释放政治犯;解散“铲共团”;红军游击队组成独立的抗日部队;保证部队的给养,保证游击区群众的利益等。
此时,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却借机在群众中散布红军游击队“投降了”的言论,并写信给游击队,要求游击队负责人下山“自新”,归顺国民党军队。
一些地主豪绅也乘机大造谣言。
对此,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严厉斥责国民党地方当局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行径,要求他们必须改变那种“剿匪”主义的偏见,实现合作抗日。
同时在群众中进行国共合作宣传及解释工作。
经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了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在陈毅到大余和赣州与大余县、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达成协议后,项英到达赣州,会见了国民党江西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王有兰和第46师师长戴嗣夏。
不久,国民党军和保安团从赣粤边游击区撤退了。
9月27日,项英在南昌孙中山纪念周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全国精诚团结是抗战胜利的准基,惟有全国精诚团结,方足以于谋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同时阐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持久战”,我们一定要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9月29日,项英又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要求各地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抗日救国武装以便追随八路军之后,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
项英还宣布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以联络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各项事宜。
又给浙南游击区负责人刘英写信,代表中央分局向浙南游击区的同志表示慰问,同时要刘英到南昌或到分局讨论游击队改编问题。
他还会见了闽北游击区代表曾昭铭,听取了他的汇报,传达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指示。
10月初,项英回到赣粤边游击区,召开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各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精神,讨论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具体事宜。
会议决定由陈毅代表中央分局到湘赣边和皖浙赣边游击区,陈丕显到闽赣边和“三南”游击区,刘新潮(刘建华)去寻邬,北山区委负责人罗绍曾去湘南游击区,分别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指示,联络游击队下山改编事宜。
项英还写信托人送往崇义、上犹一带的王赤领导的游击队,联络下山改编问题。
10月中旬,项英奉命前往延安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