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媚媚跟着项英去了一趟延安。

九月初，先期到达广州的项英和陈毅离开广州，应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邀请，首先到了南昌。

到达南昌后，项英致电在南京的叶剑英并转毛泽东，从而恢复了中央分局与党中央的联系。

在南昌，项英等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告全党同志书》。

项英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与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派出的代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刘体乾、保安处长廖士翘、参谋处长熊滨等人举行会谈。

双方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共同商定：一、在南昌期间，项、陈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致南方各游击队的公开信，信由各该地驻军转递，俾得迅速集中；二、项英返余后，即派员前往各游击区转达意旨；三、当局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不良分子对游击区域的报复行为，以免阻碍游击队集中改编等。

早在该年的8月8日，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宣言。

宣言指出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侵占华北的既定步骤，为了保卫华北和中国就要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和平妥协；国民党军要立即停止进攻红军游击队，准许抗日自由，采取最低限度安定民生的办法。

8月20日，项英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名义分别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赣州专员马葆珩、国民党军第46师师长戴嗣夏以及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县长，要求立即合作抗日，以配合全国抗战之大计。

随后，项英根据毛主席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精神，起草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条件：

要求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赣南共产党的合法和言论行动上的自由；释放政治犯；解散“铲共团”；红军游击队组成独立的抗日部队；保证部队的给养，保证游击区群众的利益等。

此时，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却借机在群众中散布红军游击队“投降了”的言论，并写信给游击队，要求游击队负责人下山“自新”，归顺国民党军队。

一些地主豪绅也乘机大造谣言。

对此，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严厉斥责国民党地方当局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行径，要求他们必须改变那种“剿匪”主义的偏见，实现合作抗日。

同时在群众中进行国共合作宣传及解释工作。

经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了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在陈毅到大余和赣州与大余县、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达成协议后，项英到达赣州，会见了国民党江西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王有兰和第46师师长戴嗣夏。

不久，国民党军和保安团从赣粤边游击区撤退了。

9月27日，项英在南昌孙中山纪念周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全国精诚团结是抗战胜利的准基，惟有全国精诚团结，方足以于谋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同时阐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持久战”，我们一定要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9月29日，项英又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要求各地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抗日救国武装以便追随八路军之后，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

项英还宣布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以联络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各项事宜。

又给浙南游击区负责人刘英写信，代表中央分局向浙南游击区的同志表示慰问，同时要刘英到南昌或到分局讨论游击队改编问题。

他还会见了闽北游击区代表曾昭铭，听取了他的汇报，传达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指示。

10月初，项英回到赣粤边游击区，召开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各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精神，讨论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具体事宜。

会议决定由陈毅代表中央分局到湘赣边和皖浙赣边游击区，陈丕显到闽赣边和“三南”游击区，刘新潮（刘建华）去寻邬，北山区委负责人罗绍曾去湘南游击区，分别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指示，联络游击队下山改编事宜。

项英还写信托人送往崇义、上犹一带的王赤领导的游击队，联络下山改编问题。

10月中旬，项英奉命前往延安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