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他们到达庐山，立即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予蒋介石，表明重开谈判的诚意和务实的态度。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所邀各界名流都有一席之地，却唯独将中共晾在一边。

上次庐山谈判时，蒋介石提出中共应先发表宣言，可是，当《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达时，蒋介石又予以刁难，以修改其中的一些内容为借口，就是不愿公开发表中共中央的宣言。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仍把民族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表示：

“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国防。”

可是，蒋介石却重新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再也不提3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了。

这种态度当然是周恩来难以接受的。

第二天，周恩来致函蒋介石：“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

同时明确指出，蒋介石的意见和态度与上次庐山谈判，“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而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谈判又成僵持局面，中共中央考虑到全民抗战形势的来之不易，仍是顾全大局，求同存异。

毛主席、张闻天来电指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帅。”

周恩来根据这一精神，就谈判的问题草拟出12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给蒋介石。

这些意见的内容归纳起来就是：

国民党中央公开表明赞同《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各报刊可公开发表；迅速发表陕甘宁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择1人担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其范围包括现在所辖18县，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红军改编的具体意见。

但是，蒋介石对周恩来的12条意见，没有任何回应的表示，还是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3个师的管理直属行营；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的安排，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

事实上，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红军改编后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一切听命于蒋的“行营”，那么不要多长时间，改编后的红军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再也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了。

如此心怀叵测，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绝不能接受。

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周恩来等离开庐山到达上海。

7月20日，毛主席、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日军进攻之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

“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要求周恩来和林伯渠暂留上海，以观察形势的发展变化，等待重开谈判。

随着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全民抗战已成山雨欲来之势。周恩来在上海注意到形势的发展，致电毛主席、张闻天，建议红军改编的工作应先行开展。

他在电文中说，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3个方面军、6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1万5千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

27日，他们到达西安，当日在与蒋鼎文会谈时，即得到蒋介石的口信：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

针对蒋介石的催促，周恩来让蒋鼎文转告蒋介石：红军同意改编，同意开拔，但是国民党应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