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欣慰的是，第66军军长叶肇和第83军军长邓龙光都辗转回到了部队。据说，叶肇军长还被日军俘虏过，但凭着机智甩掉了敌人，经过千辛万苦才回来的。

整训期间，部队进行了整补。整补后第66军的159师和160师仍旧整补成每师两旅四团。全军一万余人。

上官若云因为战功卓著，升任160师少将副师长兼四七七旅旅长，封天宇为中校旅参谋长。

这支从南京突围战中从正面浴血突围出来的部队，三分之二多是新兵。因此，急需强化训练，以应付战争之召唤。

在整训期间，总司令部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慰问团来慰问这些经过九死一生的子弟兵。而慰问团的成员又绝大多数为参战官兵的家属，他（她）们名为慰问，实则是来寻找自已的亲人。

很显然，多数家属是见不到自已的亲人了，他（她）们恸哭不止；即或有少数找到了自已的亲人，那心情也不轻松！

但如此一来，整个部队的士气为之一振，为民族而战的意识进一步得到了加强！经过几个月的强化训练，全军的战斗力又有了明显的提高。

随着战争的进程，武汉大会战爆发。中日双方均集结了自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兵力。日军妄图一战而定乾坤一一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中国则想通过武汉大会战，进一步重创日军，使日军深陷战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同时继续争取国际援助。

由此，中国国民政府集结了第五、第九战区的兵力，并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加入大会战。粤军不仅第66军和第83军重新拉上前线，还增加了第64军。

根据“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战略构想，中国守军在千里防线上集结了110万兵力来对付日军向武汉的进攻。

1938年的八月间，第66军等粤军部队开到了赣北，加入了长江以南的防御战。

其中，第66军被放置在庐山上。

1938年8月，武汉会战全面展开。

战至9月，日军中路军第6师团先后攻占黄梅、广济、田家镇；南路军之波田支队占领富池口；第9师团攻占太阳寨，进至和尚垴、笔架山；第101师团进抵西孤岭；第106师团占领马回岭；第27师团在覆盆山附近与守军第8军激战，呈胶着状态。

从上述态势上来说，形势对日军有利。

但守军表现也足以称道。首先，在作战指导方针方面，蒋介石汲取了淞沪、徐州会战的教训和听取了中共方面的意见，对死守一城一地的做法已有了改变。

军事委员会9月上旬下达的《武汉会战方针、目的及策略指导》中，第一条明确指出：

“以目前形势观察，自力更生仍为我政略上最高战略，基于此而产生之作战指导方针，亦即持久战与消耗战。”

虽然仍指出武汉“不能轻易放弃”，“固守时间越久越有利”，但已明确提出“武汉会战之兵力消耗，以百分之六十为标准，其余百分之四十备作第四期作战之基础，预料其在攻略武汉后，敌当作较长时间之考虑，我可得恢复实力之机会”。

并对战后部队转移、补充作出预先规定。

在9月16日下达的《武汉会战作战计划》，更指明“国军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敌之兵源及物资，使敌陷于困境。促其崩溃而指导作战。”

上述两个文件表明武汉会战期间，国军已将持久作战和消耗敌有生力量作为主要指导方针，这与以前相比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并迅速得以在战场上见效。

其次，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的各路守军，面对中日战争爆发以来集结最多、占据优势的敌军，或宁死不退，或节节抗击，大量杀伤了敌军有生力量，严重打乱了敌军的作战部署。

如日军第6师团攻占黄梅后即向广济进攻，仅30公里的路程，日军整整苦战了8日，攻取广济后已成强弩之末。

靠休整7天，又补充新兵3200人后，才能继续向田家镇进攻。

而田家镇中国守军第57师、第9师在第2军军长李延年的指挥下殊死抗战，又给予了日军沉重打击。双方炮火之猛烈，为抗战以来罕有。

在田家镇战斗中，中方一枚迫击炮弹竟凑巧击落了一架低空飞行的日军飞机，成为战争奇闻。

57师在26军的配合下一度包围日军第11旅团，11旅团粮弹断绝，几遭灭顶，令第6师团相当紧张。

再有，沿长江进攻的南路军波田支队和第9师团激战竞月，几经整补。

第101师团损失最大，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被击伤，101联队先后冲击东孤岭15次毫无进展，联队长饭塚国五郎哭求援兵未果后，率残兵自杀性进攻被击毙，该联队基本覆灭。

第27师团在群山之中激战，伤亡严重，仅25日夜麒麟峰一战，即弃尸300余具。在攻占覆盆山的战斗中，103联队长谷川幸造大佐被击毙。

交战双方均已拼尽全力，战场一时凝滞。

这时，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从空中侦察得知，南浔路与瑞武路之间中国守军兵力薄弱，遂下决心命令106师团向西推进，试图从此空隙突入，策应27师团作战，以期打开局面。

粤军第66军被放置在庐山，可能有其战略方面的考虑。军长叶肇从不同途径了解到后，心中甚为焦虑。

他召集旅以上军官开会，向他们吹风，第66军很有可能在武汉大会战结束后留在敌后打游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