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为什么要调庐山上的66军呢？

原来第66军奉命在湘东整训。开始整训后，叶肇一面派员到广东接收新兵补充；一面强化训练。

1938年7月间，66军又奉命调入江西省南昌参加南浔线作战，先后在德安、庐山脚、万家岭等处与敌人进行过激烈战斗。

在万家岭战役中，薛岳由于当时合围第106师团兵力不足，迫切地需要一支生力军来进行最后的“堵口袋”。

武汉方面是远水难解近渴。德安附近的守备部队拖住冈村，压力更大，当然更不能动。

情急间，薛岳便打起了庐山上第66军的主意。

叶肇的第66军是蒋介石专门指定放在庐山上，準备在赣北失守后留在敌后打游击用的。

调66军下山作战，那岂不是在蒋介石头上动土？

身边的人替薛岳担心，建议他请示武汉后再说。

薛岳当然不傻。前日已从蒋介石手中强留下了74军和187师两部，如今再向武汉请调66军下山，获準的可能性实在太小。

如果遭拒绝后再调，那岂不是公然抗拒统帅。

66军他是一定要用的，不如索性碰钉子前再来一次先斩后奏。

主意拿定，他便吩咐道：“先调再说。一边调一边向武汉请示。”

薛岳嘴上说得痛快，可对能否调来66军这支新生力量。他心中也没什么底，他毕竟没有军委会的上方宝剑。

那年头，没有命令谁肯主动为别人卖命。出力不讨好，打败了还得再背上个“抗命”的罪名，永世再难翻身。

但薛岳此刻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他想调66军下山，看来难关重重。

不知是先斩后奏的奇效，还是他踏上了顺途，一切事情都在按他最好的构想发展。原以为很难办成的事却一一迎刃而解。

军委会对他的先斩后奏採取了默认的态度，虽未明确支持，却也没加阻止。

薛岳原本也没打算从军委会得到什幺好听的话，只要能调来66军就行。

至于66军方面，竟然满口答应，顺利得出奇。

原来薛岳的广东老乡叶肇，当初对蒋介石把该军留在敌后打游击十分不满。

66军是清一色的广东子弟兵，在鄂赣地区打游击并不合适。从一支野战军降为游击部队，身份降了许多不说，语言不通，环境不熟，官兵们谁也不愿呆在敌后钻山林。

所以薛岳这个广东籍长官一招呼，66军从军长到士兵，无不欢呼回响，应战心切，甚至超过了薛岳自己手中的部队。

而这样一来，却把上官若云的计划打破了。

关于上官若云热衷于敌后打游击，在庐山上办游击训练班，当时的阻力就不小。只是由于封天宇的支持，部队才没有明显扺触。

后来，薛岳将66军调下山，不仅游击训练班夭折，连部队中的游击思想也夭折了。

有人说，上官若云和封天宇都不是广东人，他们才会热衷于在敌后打游击。而后来上官若云离开粤军，似乎与这次训练班有很大的关系。

薛岳意外的得到一个军兵力，且又是指挥顺手的粤籍官兵；而叶肇藉机走下庐山，避开了敌后游击的苦差事。双方皆大欢喜。

日后的战斗证明，当薛岳与松浦淳六郎直打到最后5分钟时，要不是66军，要不是先前强留的74军和187师，薛岳的万家岭大捷不过是天方夜谭，充其量也只能是兰封会战围而难歼的翻版。

“雷鸣谷是周围环山的狭小盆地，我们向这峡谷进军。后来才知道，周围的山中有数万敌军在等待我们。

“当我发现敌军来袭时，我听到令人恐怖的迫击炮声越过我的头上在前面五十米的地方爆炸了。炮弹击中了马群，马群炸了窝般的在烽烟中乱冲胡撞。离开九江时有数千匹马，到雷鸣谷，连一匹马也没有了。从第二天开始，我们的中队就躲在水沟的土堆四周跟敌军对峙。然而由于四周的山中都是敌人，子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

“战友们大部都受伤，也有些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下来。死在水沟的战友们，他们的脸色都变成茶色而浮肿，白花花的蛆虫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掉下来。一连几天都没吃东西，只能从漂浮着同伴尸体的水沟里舀脏水喝，活着的人也都快变成了鬼。我也觉得我的死期到了。对着十月的月亮，我放声大哭。”

上述文字摘自日军原106师团的一个幸存者——辎重队运输兵那须良辅战后所著的《地狱谷中的三个星期》一书。

书中记录了作者的部队在一次空前惨烈的大战中的悲惨遭遇。

在战后众多的回忆性、纪实性的作品中，记录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文字在数量上比不上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上的，且多以辉煌的、胜利者的回忆为主。

而像这样凄惨的记忆不多——当然，日军的凄惨，只会给中国人带来福音，日军的败仗，只能意味着中国军队的胜利。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万家岭战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薛岳。

薛岳，字伯陵，广东省乐昌县人，1896年生。

他的原名叫薛仰岳，因为他出生时，正值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国土台湾沦丧，民族危机空前。

其父为他取名“仰岳”，“就是取义效法民族英雄岳飞之意”。

成年后，薛岳认为“只是敬崇岳飞尚未足以称其心意，乃去‘仰’字，单名岳，直以岳飞自况”。

11岁，薛岳考入广东黄浦陆军小学，开始接受军事教育。14岁，他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他于1914年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6年毕业后，与邓演达、张发奎、李汉魂等一同考入保定军校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