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秋，日军用兵重点是夺取武汉和广州，以逼迫国民政府投降。

中国方面亦准备以保卫武汉为中心，利用长江两岸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尽量消耗日军主力，以坚持长期抗战。

随着徐州作战的进行，日军决定于1938年4月上旬进行武汉作战。

他们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

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实施攻占武汉的作战。

日军攻占武汉的方针和部署是：以一部沿长江西进，以主力在陇海铁路以南沿淮河流域西进，切断平汉线，尔后南下攻取武汉。

另以华北方面军一部向郑州方面进行牵制作战。

但后来由于黄河决堤，淮河泛滥，日军遂改变计划，以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主力沿长江两岸西进，合围武汉。

武汉地处长江、汉水交汇处，连接平汉、粤汉两条铁路，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为华中之战略要地。

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的许多领导机构迁至武汉。中国共产党也在这里设立了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创办了《新华日报》。

国共两党要员汇聚武汉，武汉一度成为当时中国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徐州会战结束后，保卫武汉的问题即突出出来。

1938年7月5日，毛泽东等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建议：“武汉成为敌人急切觊觎的目标，因之，我们认为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三期抗战胜利。”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1937年12月13日制定的《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中，就决定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

1938年6月中旬至7月初，又制定和完善了武汉保卫战的作战计划，其作战指导方针是：

“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之目的，应努力保持现在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最后须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主阵地，及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各要线，先摧破敌包围之企图，尔后以集结之有力部队由南北两方向沿江夹击突进之敌。”

其具体作战方针是：在武汉外围布置主力军，利用鄱阳湖和大别山以及长江两岸丘陵湖沼等有利地形进行持久战。

特别把重点放在外线和翼侧，争取行动上的自由，预期与敌人的主力作战4至6个月，予敌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继续进攻之能力。

与此相应的部署是：编组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于九江、马头镇、马当等要点阻击日军溯江而上。

从徐州方面撤退的第五战区部队（7月中旬以后至会战后期，因李宗仁生病由白崇禧代理司令长官），分别于大别山之东麓、北麓阻敌前进，一部于黄梅、广济一带防守和进行机动作战。

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海军，总计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余个师，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超过100万人，蒋介石亲任总指挥。

这次会战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投入最多、准备最充分、由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的一场大会战。

武汉会战期间，国共两党关系较为融洽，中国共产党对武汉保卫战给予多方支持和积极配合。

会战开始前，中共驻武汉机构积极参加了关于保卫武汉及持久抗战的动员宣传工作和献金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杀敌热情。

会战开始后，6月15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在《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对武汉会战的政治、军事战略，经济和文化工作的保障等，提出了详尽、具体的方案。

在政治方面，中共代表团认为，应建立有各党各派各界参加的“保卫武汉总动员委员会”。

在军事方面，战略方针应是“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认为“从现有的兵力和长期抗战的观点看，我前线部队不仅不能而且不应死守各地或到处与敌进行会战；我部队应该审慎地选择与我有利的地形，进行打击敌军消耗敌军的歼灭敌军的战斗。

因此，我军常常不能顾及一城一地之得失；但另方面，我们也不能无条件地任敌前进深入”。

为保卫武汉，为争取时间和空间，为进行长期抗战，“守备一些必要的工事支点，也是必要的”。

并建议“组织新的挺进兵团深入敌人后方游击”，“发展大规模的在敌人后方的游击战”，“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

6月17日，中共代表团对保卫武汉的军事战略，作了更为具体的表述，提出：

保卫大武汉应是当时的“战略中心”，其“战略总方针”是“将正规军主力组成许多野战兵团，依托太行山、嵩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黄山、天目山一带有利地势，开展大规模山地战，以阻碍敌人西侵，同时加强长江防务”。

其次，要“抽一部正规军深入敌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把敌后变成前线”；等等。

8月3日，蒋介石接见王明、周恩来、博古，进一步交换有关两党团结和保卫武汉的问题。

蒋应允中共代表团和中共湖北省委代表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及动员委员会。

在这期间，中共代表团通过第三厅掀起的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的群众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前线将士的英勇作战。

8月6日，张闻天、毛泽东等就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致电还在武汉的王明、周恩来等，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