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长官。”史二郎恭敬回答。

杜文远鄙夷地说：“证件。”

原来证件还捏在史二郎的手里。史二郎慌悚地将证件还给杜文远。

“好了，我们走了。估计我们明后天就会返回来。”华卓然骑在马上说。

“放行！”史二郎对着手下喊着，又恭敬地对华卓然说，“大佐阁下，请！”

就这样，他们大摇大摆地过了关卡。

华卓然在周勇那里了解到，日军第十四师团驻在黄河北岸的有两个联队：佐佐木联队和伊藤联队。

佐佐木联队在濮城战斗中受到重创，目前还没恢复过来，所以疏于警戒。而伊藤联队士气正旺，哨卡遍布。

华卓然一行过了第一道哨卡，接下来竟通行无阻。

原来史二郎用电话通知了各个哨卡，佐佐木大佐正在勘察河防。

各个哨卡信以为真，竟都放行了。

奇怪的是，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人报告给日军的指挥机关（当然史二郎也没有报告给伊藤联队长）。三天后，华卓然原路返回，照样通行无阻。

华卓然顺利到达濮城，连田义也惊讶地说：“小华子，难道你是飞过来的？”

这件事在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广泛传扬，人们津津乐道华司令智过日军哨卡之事。

还是在濮城，华卓然和田义共同商讨将日军第十四师团逼离黄河北岸的计划。因为从整个态势看，日军占据这么长的黄河线，他想什么时候过黄河就什么时候过黄河，这肯定于抗战大局不利。

但是仅靠他们两支部队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华卓然就请求田军长联络在晋冀鲁豫地区的其他国民党军，共同来完成这一计划。

当时，晋南的国民党军有上十个军，十多万人。

第9军裴昌会部在豫北重镇济源；第43军赵世铃部在山西南端之垣曲；第17军高桂滋部在绛县地区；第3军唐淮源部、第80军孔令恂部在闻喜、夏县地区，第98军武士敏部在董封镇一带，第15军范汉杰部在高平地区。

如果将这些部队集中起来对付个十四师团，那敌人能招架得住么？！

岂料想，这个计划的实施八字还没有一撇，就传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磨擦，做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

在此前后，蒋介石曾一再宣称：“抗战到底的意义，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况；中日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召集太平洋会议；对共产党政策，目前是联共和防共，最后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党的目的。”

这次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案。

全会以后，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

蒋介石集团的斗争矛头，已由对外转向对内，加紧了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活动，加紧了反共宣传，设立了许多监狱、集中营，囚禁、屠杀共产党人，向边区、解放区派遣大批特务，进行破坏活动。

国民党顽固派政策的逆转，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国际背景的。

“是由于他们对抗战的不彻底性和对外依赖性，以及对本国真正革命力量壮大的恐惧心之再一次暴露。同时，也是由于目前战争形势，国际情况及日本情况所促成。”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军委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部，于1939年4月，在山东残杀、逮捕了八路军干部和战士200余人。

6月，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袭击了河北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400余人。

11月，河南确山新四军留守处200余名伤病员和家属，被国民党和特务杀害。

12月，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对晋西的决死队发动突然袭击，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500余人，逮捕1000余人。

同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先后占领淳化、正宁、宁县等五座县城。

1940年3月，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攻太行山区，袭击八路军总部，等等。

对这一系列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早有警惕。

1939年3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易让步。

我们的对策是：应保护同情者，孤立与打击与我积极磨擦的分子”。

1939年7月7日，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

9月16日毛主席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又明确指出：

“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在陕甘宁边区1939年冬天，八路军总部将三五九旅部队从华北敌后根据地调回，协同留守部队，给胡宗南部队以沉重打击，摧毁了绥德分区五个县的反动政权，恢复或建立了人民政权，使陕甘宁和晋绥连成一片。

在冀西南，面对国民党朱怀冰部的进攻，八路军一二九师忍无可忍，奋起自卫。对朱所属的投敌有据、罪恶昭著、人民愤恨的侯如墉、齐明礼等部，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将其8000多人大部消灭。

同时，集中25个团的兵力，对附敌反共的石友三部以坚决打击，毙伤3000多人。尔后又对顽固反共的朱怀冰进行了第二次打击，经过四天战斗，消灭朱怀冰三个师。

从而，使蒋介石挑起的第一次军事反共高潮，在八路军的英勇反击下，土崩瓦解了。

在军事上打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产党还反击了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

“玄学鬼”张君劢、反动文人叶青等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中国人不需要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等谬论。

在反共声浪甚嚣尘上的情况下，人民忧虑，朋友疑虑，有些人还想在国共两党主张之外走另一条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于1939年10月到1940年1月，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

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特点出发，科学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特点；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从革命的性质和阶段出发，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纲领。

既批驳了敌人的谬论，同时给全党和统一战线内各方面人士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中国革命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