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上旬，中共中央派朱德到河南洛阳，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会晤，表明共产党、八路军同友军长期合作抗日的愿望。

卫立煌表示不主张进行反共的武装磨擦。双方商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该线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防区。

1940年5月以后国民党同意在华北不用武力解决摩擦问题，提出划界谈判，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以北之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地区。

我党虽然不反对划分地盘，但无法接受活动范围仅在冀察两省，要求以华北五省为作战区域。蒋介石也对此坚决不接受。

与北方相比，华北八路军受到顽固派的压迫和攻击，华中新四军同样受到顽固派的压迫和攻击。

１９４０年３月，韩德勤部和桂军李品仙等部在津浦路两侧进攻皖东的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直逼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企图割断新四军同八路军的联系，并把新四军压迫到长江以南，伺机消灭。

中原局和新四军一方面申明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一方面紧急动员力量，先后组织定远和半塔集两次自卫反击作战，打破顽军的围攻。

同时镇压屯仓等地反动地主的暴乱，从而为坚持津浦路两侧的阵地，巩固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40年我党在华中地区的兵力不断增加。10月“黄桥事件”爆发，国民党军韩德勤部与陈毅、粟裕的新四军发生冲突。国民党军队伤亡1.1万人。

之后新四军发动曹甸战役欲消灭韩德勤余部，虽未达到作战目的，但国共两党军队在华中地区的优劣对比也明显改变。

这使得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将领更加担忧。之后发生的皖南事变也普遍被视为是国民党对苏北黄桥战败的报复性行动。

10月19日何应钦及白崇禧联名向中共发出最后通牒，限期1个月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北移。但朱德回电只同意将长江以南之新四军部队移到江北。

11月14日何应钦与白崇禧授意军令部拟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

不过蒋介石对向中共开战态度游移，并不想以作战计划所拟定的用武力解决遍及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直到12月7日蒋介石才批复计划可照办。

在批复作战计划之后，蒋介石担心事情闹大，为此还召见周恩来，要求中共按照要求开到黄河以北。

蒋告诉周“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

国共双方为新四军北移的时间和路线多次谈判无果。到1941年1月4日，在超过国民政府规定的最后期限4天后，新四军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向南移动，企图绕过国军防区再东进由苏南渡江。

但这明显违反了蒋介石和顾祝同的命令。

此时，国军第三战区在茂林以南也正在构筑包围圈。

6日，新四军行进到茂林，与国民党军四十师交火。

随后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与新四军不上万人的部队激战七昼夜，新四军除约2000人突围，其余大部分被俘或阵亡。

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其副官刘厚总杀害，此即闻名中外的皖南事变。

共产党在刚得到皖南事变消息时，指示在军事上、政治上全面大反攻。

但苏联方面不赞成，认为中共军事力量不足，又缺少必要的准备，军事反攻“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因而我党保持了克制。

由于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响，国共两党均未敢采取进一步行动，只是互相指责。

皖南事变对国民党而言，也并未占到多少便宜。事变前中共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命令还有所顾虑，事变后中共再无顾虑了。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之间的和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国民党就此估计中国共产党将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5月26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打击沉重，应趁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为此，对共产国际解散暂不置评。

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60万军队准备分兵九路“闪击延安”。

而从5月底开始，国民党报纸便开始宣传“共产国际的解散，证明了所谓阶级斗争，所谓世界革命路线之根本错误。”

一些社会团体开始要求中共解散组织，放弃政权与武装。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对中共招降的呼声。

张治中在和谈时告知中共代表周恩来、林彪，国民党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对中共有两个方案：一是中共交出军权、政权，组织合法化；二是与国民党合并。

戴笠制定了《对中共方案》提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解散后，本党对中共应有之对策”。

对策分政治、军事、党务、宣传、特务五个方面迫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国民党中央。

6月16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提到当年3月份蒋介石出版的《中国之命运》，认为该书是让中共交出军权和政权的催化剂。

《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与共产国际解散所掀起的“解散中共”宣传，汇成一股反共浪潮。我党相应也组织反击国民党的舆论攻击。

7月2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下达了于7月9日进攻边区的命令。

但这一情报次日便被我党地下党员、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传到延安。

7月4日正在备战的胡宗南收到朱德发来的一份明电，电文公开“闪击延安”的军事部署计划，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提出质问。

董必武还把朱德电文全文送交美、英、苏等国驻华大使馆。国民党的闪击计划也遭到同盟国反对。

胡宗南没有料到中共采取泄密方式，冒着暴露地下组织的风险，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若此时再攻打延安，中共必然有准备，日军也有趁机渡河的可能。

在电报请示蒋介石后，7月12日，胡宗南下令撤兵。

纵观抗战时期的国共摩擦，国民党为解决中共问题，从最初合作到防共、限共，乃至局部冲突，虽时而激烈，但基本以政治解决为主。

国内国际各种掣肘均让蒋介石不敢打出“剿共”的旗帜，以至于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共党唯一阴谋在激怒我向匪进攻，如我进攻时迁延不决，则匪势更张，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消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既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无论胜与不胜，而一经用兵追剿，则彼之目的达矣！”

抗日促成两党合作但两党的政治分歧却丝毫未曾化解。这也就注定了即使合作期间也磨擦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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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指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