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冀鲁豫边两区合并后，区党委召开了全区高级干部会议。

会议中，初步检查了存在于主力部队中的忽视根据地建设，不注意培养、扶植地方武装，不善于运用斗争策略的问题。

明确认识到边区的形势正在向着更加严峻的形势发展；一致认为必须坚持冀鲁豫边平原抗日根据地，而且只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克服缺点错误，改进斗争策略，也是能够坚持的。

会议决定，加强军区工作，单独建立军区工作系统，专负地方武装、人民武装的组织领导责任，立即着手整顿地方武装。

主力部队摆脱顽军钳制，推向边沿区展开反封锁、反“蚕食”斗争，力争军事斗争的主动权。

1941年7月至10月开展的边沿区反封锁、反“蚕食”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迟滞了敌人的“蚕食”和分割，使边区局势一度有所缓和。

但因敌人实行重兵封锁、“蚕食”，局势又很快恶化起来。

正当边区军民苦战之际，顽军孙良诚、高树勋部先后向边区的巨南、范观中心区进犯，军民不得不进行反击。

1942年春，在日军的逼迫之下，孙良诚率2.5万余人通电降日；高树勋率部退至陇海铁路以南，边区周围已没有国民党主力部队。

高部在撤退中，边区军民掩护其在根据地内进行休整。

冀鲁豫边区的社会情况比较落后、复杂，会道门较多。许多会道门，或在日军的政治引诱、军事压迫下，或在顽固封建势力的操纵下，充分显现出落后性和反动性，它们疯狂地破坏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

边区党组织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争取、瓦解、打击的办法，并以争取、瓦解为主，以打击为辅，解决反动会道门。

为了适应日趋严峻的客观形势，边区军民一边艰苦进行斗争，一边探索转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

1941年底至1942年春，采用组织游击支队的形式开展反“蚕食”斗争。

1942年夏，采用军事政治攻势的方式打击日伪军。

与此同时，对党政军组织进行了两次精兵简政。通过多方面的斗争，对敌斗争形势又有所缓和，但是不久形势又紧张起来。

1942年9月下旬，日军调集重兵对边区的濮范观中心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铁壁合围”式的“扫荡”。

10月中旬，日军在“扫荡”中心区后，转而对泰西、运东、直南、豫北进行分区性的轮回“扫荡”和清剿。

12月下旬，日伪军1万多人对10月份划归冀鲁豫边区的湖西根据地进行“拉网”式“扫荡”。

由于敌人的连续“扫荡”和“蚕食”、封锁、分割，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变成了“格子网”，尤以泰西、湖西为严重。

据1942年底统计（缺湖西），全边区有日伪军据点和碉堡1098个，有日军6300人、伪军6万多人。

此时，根据地中心区被敌包围，大部分地区变为游击区。边区军民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艰难地斗争着。

客观形势要求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必须冷静、全面地分析、认识边区的实际情况，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扭转严峻的斗争局势。

在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北方局先后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1942年6月30日，北方局发出《对目前冀鲁豫工作的指示》，指出：边区已进入空前艰苦的时期，但根据地仍可坚持；边区过去工作薄弱之处是群众未曾较好地发动，而现在坚持根据地的基本条件就是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

9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由山东返回延安途中，听取了冀鲁豫边区党委的工作汇报后指出：

“你们没有被敌人打垮、挤走，保持了华中与华北根据地的联系，是很大的成绩。要巩固抗日根据地，就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0月20日，北方局再次发出《对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工作指示》，集中阐述了3个问题。

一是对边区形势和过去工作的估计，二是关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三是对日、伪、顽、匪、会道门斗争的原则。

同时决定湖西划归冀鲁豫边区领导，调原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任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

1942年11月至12月，黄敬主持召开了边区高干会议。他根据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结合自己调查研究的认识，作了题为《边区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报告认为，边区的特点，是处于接合部，处在日、伪、顽、会、匪的夹击之中；边区工作的问题，是没有下大气力开展民主民生斗争，对基层政权的改造重视不够；边区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抓紧目前短暂时机，进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

同时开展敌占区和接敌区的工作，折散伪、顽、会、匪与日军的联合，尽可能缓和其对我们的关系，保存与积蓄力量，为反攻与建国完成一切应有的准备。

边区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使群众从关心切身利益的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武装斗争。

边区工作的又一重要任务，是坚决改造区、村政权，进行初步的财政经济建设；边区军事斗争和武装工作的方针，是开展高度分散的敌后游击战争，实行敌进我进，扭转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

边区对日、伪、顽、会道门、土匪斗争的策略，是从坚持长期战争的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这两点出发，拆散他们的联合。

黄敬提出的扭转边区困难局势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和策略，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成，从而统一和提高了边区党的思想认识水平。

这次边区高干会议，标志着党组织的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是对建设边区平原抗日根据地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果，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根据地建设思想的一次质的飞跃。

没有过去5年斗争的实践，不可能有这次转变。没有这次转变，不可能巩固以往根据地建设的成果，也不可能胜利开创未来的新局面。

高干会议中，苏振华作了《冀鲁豫区小部队建设问题》的报告，将小部队建设提到敌后抗日战争的战略高度来认识。

高干会议结束时，作出了实现边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第三次精兵简政的决定：

（一）实行党的统一领导，撤销各部队中的军政委员会，由区党委、地委、县委书记兼任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

（二）调整区党委、军区、行署领导班子。区党委常务委员由黄敬、张霖之、张玺、苏振华、崔田民、信锡华6人组成，执行委员由段君毅、张承先、刘晏春、杨得志、阎揆要5人组成，黄敬任书记兼宣传部长，张霖之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晏春任民运部长。杨得志任军区司令员，黄敬兼任政治委员，杨勇任副司令员，苏振华任副政治委员，华卓然任参谋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晃哲甫任行署主任，徐达本、贾心斋任副主任。

（三）加强地委一级的领导。调张玺任直南豫北地委书记，段君毅任运西地委书记，张承先任鲁西南地委书记。

（四）实行正规军地方化，取消旅的番号，统一于军区建制。

（五）彻底实行精兵简政。上述决定的实施，较好地适应了根据地被敌严重分割、日益缩小的形势和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的需要，有力地保证了高干会议确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策略的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