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参观后，对叶挺军长说:“我真羡慕你们有这样好的医生和护士。”

柯黑姑的卫生队加入到军部卫生系统，很快溶入到正规的管理之中了。

因为柯黑姑是游击队长出身，长期担任卫生组织的保卫工作，所以组织上安排柯黑姑为军部医院保卫科科长。

佟竹林医术高明，被任命为外科主任。

后来新四军军部迁至皖南云岭了。虽然军部医院是祠堂茅舍，设备简陋，但有国内第一流医学院校毕业的医生护士，工作正规，管理严格，环境整洁，并用竹筒做花瓶插野花，挂在病房美化环境。

柯黑姑和佟竹林以及他们的卫生队很快适应了医院的环境，都有出色的表现，受到了院方的好评。

军部医院的医护人员以忘我的热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以优良的服务和医疗质量，获得伤病员的好评。

当时在国际性的刊物上，如《密勒氏报》和《中国人民之友》等，曾刊载过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撰写的关于新四军卫生工作的文章。

史沫特莱说，新四军卫生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真正为伤病员服务的，“真了不起，这是在中国见到的最好的军医院。我要向全世界宣传，呼吁他们来支援你们。”

皖南三年中，仅军部医院收治住院病人就有6000余名，治愈率达82.9%。

不仅军医院，其他部队都陆续建立起自己的医疗机构。这其中就有野田医院。

1939年10月，时任华东局副书记曾山，就来江都发展党组织。

一天，他和警卫员化装成药商来到野田，当时的野田有三家药房，曾山与野田的党组织成员张拓、韩长明、蔡兆增等人接头后，有人向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三旅驻郭村团部告密，敌人便来搜捕。

曾山和警卫员被住持释莲儿藏在菩萨后面，敌人要进庙搜人。释莲儿拦在庙门前说：“这是佛门净地，请勿胡来。“

敌人问他：“听说有一个叫曾山的在你这里。“

住持说：“我有两个徒儿，一个叫僧立山，一个叫僧立云，没有叫曾山的。“随即喊来立山、立云。

敌人问：“你说话算数吗？“

住持说：“算数！“

敌人又问：“你用什么担保？“

住持说：“我用性命担保！“

后来，敌人把释莲儿拉到庙南头圆汪的西北角，用枪打死了，但也没有敢进庙内搜查。

立山和立云悲痛欲绝，立云甚至哭瞎了双眼。从此，野田的古关帝庙和新四军建立了血肉情谊。

1940年5月，新四军挺进纵队1000余人从吴家桥移驻郭村休整，待机东进。

中共苏北特委机关和江都民众抗日自卫委员会都驻在郭村徐家巷，挺进纵队司令部设在郭村老街大复仁油坊内，唯有后方医院设在野田。

1940年6月28日，郭村保卫战打响了。后方医院设在关帝庙，共有伤病员一百多人，就连菩萨旁都躺着伤病员，医院东面的河沟里，布置了一个班的新四军战士警戒。

院长汪作舟是外科医生，野田人，曾随红一方面军参加过长征，他号召野田人把自家的大门卸下送来，做病床和担架。

野田民兵在大队长田寿平、副大队长杨秀喜、指导员周传宏组织下，组成担架队，民兵田文广、田文华、周茂艮、周传福，与共产党员韩长明、谭圣高、蔡兆增、陈公羽等二十多人参加抢救伤病员。

负责为野田后方医院和郭村之间传送情报的徐厚英，是野田庄人。她16岁参加革命，18岁入党，入党介绍人是郑少仪和姬鹏飞夫人许寒冰。

当年，年仅20岁的徐厚英，机智地把情报藏在辫子里，方躲过敌人的搜捕。

那时，她和战友们顾不上吃饭，忙着抢救伤员、送情报，每天随部队昼夜行军200里，开会都是用晚上时间，地点就在坟墓旁。

晚年的徐厚英住在郭村镇五巷村，谈起当年走夜路、过独木桥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感慨万千。

1940年7月2日，新四军攻打塘头前，有两名战士负伤了，白天怕被敌人发现，不敢转移，野田民兵就把他们藏在塘头一家烧饼店里。

烧饼店的小脚女人也是野田庄的姑娘，人们都叫她小王儿。

到了晚上，野田民兵把两位伤病员转移到野田后方医院。然而第二天，有人告密，小王儿被抓，后来被敌伪军杀死在塘头西北首的毛高桥旁。

经过七天七夜的激战，7月4日，新四军攻下塘头。

渡江东进抗日的新四军在地方党组织和郭村人民的全力支持下，以2000多人的兵力，顽强抗击了国民党军队13个团20000余人的围攻，我方军民团结一心，以少胜多，以弱制强，取得了政治军事的双重胜利。

此后，新四军东进，野田后方医院也开始撤离。临别那一天，野田庄一百多名父老乡亲含泪送行。立山和立云与新四军战士抱头痛哭。新四军战士和伤病员依依不舍，在那棵数百年的古老银杏树下，唱起了抗战歌曲：

“新四军，冲在前，要把那日本狗强盗消灭光。“

新四军在唱，老百姓也跟着唱，那感人的场面，野田的老人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新四军后方医院在野田的时间是短暂的，野田人民为新四军东进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方医院给野田这方热土留下的红色记忆是宝贵的、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