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横遍野，随处可见，惨不忍睹。宋魁一家七人由于逃跑及时，才逃过一劫。

为躲避战火，阮万钧的父母亲带领全家逃到巢县、无为交界的大山区一一银屏山。

1939年4月27日，新四军军长叶挺、还有邓子恢、罗炳辉等首长，从皖南渡江来无为县视察。

无为县政府及各抗日团体在体育场上开欢迎大会，大街上张贴了很多大幅标语：“欢迎劳苦功高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等等，邓子恢主任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号召“军民团结，共同抗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尽管当时阮万钧只有十二岁，也被新四军服务团的抗日宣传所感动，想参加新四军，抗日打鬼子，但母亲不同意他的想法。

1939年9月，阮万钓父亲病逝，家里经济来源已断绝，无法在无为县生活下去，母亲只有带着他们兄弟回到芜湖市，全家生活陷入绝境，面临着冻死、饿死街头的危险。

有好心的亲友，他帮助了阮万钓母子，让他们母子住在他家的走廊里，并借了拾几元本钱，要他们做小生意维持生活。

阮万钧的母亲先是“跑单帮”卖布，后来阮万钧改做贩卖食盐的生意，卖熟山芋，到大砻坊粮食加工厂当学徒。

由于兵荒马乱，家庭生活还是很困难。

不久，芜湖市流传着一个重要消息，日军在太平洋作战伤亡很大，要在芜湖市抓壮丁，将他们送到太平洋打仗当炮灰，弄得人心慌慌。

阮万钧认为，如被日寇抓去当炮灰，不如参加中国军队抗日打鬼子。

在这个关键时刻，阮万钧接到担任新四军石涧埠区区长江北三叔的来信，说江北新四军开办了一所中学，读书不要钱，他劝阮万钧到那所中学读书。

和母亲商量后，阮万钧决定到江北三叔处：一是读书;二是参加新四军。

1942年11月，阮万钧离开芜湖市，从裕溪口乘坐装运煤炭的货车到含山县，在恍城区上庄院子--皖中行政公署的招待所(陈家祠堂一间大房子里)住下。

大约在招待所住了五、六天，有一天上午，皖中行政公署宣教处处长方向明同志把阮万钧叫去谈话。

他一开始就向阮万钧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部队?也不参加伪军，而要参加新四军?”

阮万钧回答说：“我家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参加无产阶级军队?”

方向明同志满意地点点头，当即分配阮万钧到皖中行署宣教团工作，就这样阮万钧参加了新四军。

在无数的抗日英雄中，芜湖的英雄三姐妹是较有传奇色彩的。

三姐妹张安英、许小三、徐四喜三人，同生于1926年，都是安徽省繁昌县赤沙乡无烟冲人。

她们自幼结伴为友，情同亲姐妹。

张安英的父亲在1940年被日军飞机炸死，后来家中房屋也被日军弹火烧毁，少年时代的她就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

在她的支持下，她的丈夫在1943年参加了新四军。

许小三从小就做了黄姓人家的童养媳。徐四喜的父辈是从湖南省乡下流浪过来的。三姐妹都是贫苦农家的孩子，都有不幸的遭遇

1944年，她们目睹国民党川军一四四师投降日军，繁昌许多地方沦陷敌手，感到十分悲痛。

于是，她们三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战服务之中。

三姐妹同妇抗会其他妇女一道，为战士们缝补军衣、做军鞋、绣鞋垫，把战士的棉衣改成夹衣，拆洗得干干净净，使战士们非常感激，她们也多次受到部队首长的表扬。

不久，她们加入新四军皖南支队南繁芜总队，任宣传员。

平时，她们三姐妹挎着竹篮，以做香烟、花生、瓜子、酥糖小生意为掩护，来往于荻港、繁昌、南陵敌占区，侦察敌情，摸清敌碉堡内的枪支和人数，为新四军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

同时，她们还做伪军的策反工作。

在她们的策反下，荻港伪军中的一位副官夫妇弃暗投明，携带两支枪投奔到赤沙新四军驻地。

1945年2月28日，三姐妹遵照南繁芜总队的指令，去繁昌城做伪军的策反工作。

她们再次以做小生意为掩护来到县城敌碉堡旁，不料被一名伪军认出，怀疑她们是新四军的侦察员，就将她们抓捕审讯。

三姐妹被捕入狱后，敌人施行捆绑、吊打、踩杠、割肉等惨无人道的酷刑逼供，但三姐妹都严守党的机密，不向敌人吐露半点真情。

同年3月，敌人从她们口中毫无所获，就在繁昌县城南郊的峨山脚下，丧心病狂地用机枪扫射了这三位年轻优秀的中华好女儿。

她们牺牲时年仅19岁。当时张安英身上有孕，徐四喜结婚不满3个月，许小三还是个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