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空军司令黄光锐、参谋长陈桌林分乘3架飞机于香港机场降落，各种飞机72架先后飞到南昌机场投蒋。

陈济棠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只得于18日电余汉谋以广东抬安相托，并发表告袍泽，告同胞书，声言下野。

随即，他前往香港。至此，纷扰了50多天的“两广事变”遂告结束，同时也结束了陈济棠对广东的割据局面。

陈济棠到香港后，蒋介石派黄镇球去安慰他，说将来借重他的地方还多。

此后陈济棠即出洋考察。1937年冬天，南京政府为蒋介石祝寿。陈济棠把购买军火机器的200万元定单和1000万元光洋捐给南京政府，对国家捐献之多，为下野军人之冠。

日寇侵占广州，陈济棠十分挂念，他很想知道广东的近况。今见老朋友胡正太来港，非常高兴。又知胡为避难而来，对老朋友的正义举止表示钦佩。

“中国就是屈求日本人的人太多，才形成现在的局面。如果人人都如兄一样，以与日本人为伍为耻，以当汉奸为耻，则日本那能逞狂为如今呢？！”

陈济棠知道胡正太亲共，有传言说他的夫人何翠姑就是共产党。但他不点破。相反，当年与红军媾和，他派去打前站的就是胡正太。

陈济棠在主掌广东期间，因担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被除掉。他一面利用国民党内反蒋的元老派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作为自己的政治屏障；一面接受蒋的贿赂，并派兵“剿共”，为蒋效劳，以保持“南天王”的地位。

1932年3月，蒋介石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任命陈济棠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总司令蒋介石）。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陈济棠被任命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十一个师又一个旅，构筑碉堡，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

11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电粤桂方面，请一致行动。

陈济棠怕失掉广东地盘，表示“不忍苟同”。

不久，他派兵入闽，配合蒋介石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把十九路军最后编成的黄春和旅缴了械，杀害了政治部主任徐悲鸿。

作为老朋友，胡正太是深知陈济棠的为人。陈总是在权衡利益行事。但对于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陈也是深恶痛绝。

1933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苏区时，蒋介石曾指令陈济棠的10万粤军从南粤进攻苏区。

陈济棠看透蒋介石既消灭红军，又削弱地方派系实力的惯用伎俩，不但按兵不动、坐壁上观，还接受“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抗日主张，而派手下高参杨幼敏亲自将3万发子弹赠送给红军。

1934年9月，陈济棠派他为密使与当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联系，双方分别派出潘汉年、何长工和杨幼敏等人秘密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互相通商、互通情报、设立后方医院和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1934年10月下旬，陈济棠按照协定，让出了一条40里宽的通道，让突围的红军通过广东进入湖南。

蒋介石获悉红军通过陈济棠的防线后，给陈济棠发了份措辞严厉的电报：“拥兵自重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蹿，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污点”。

并急令“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落衍”，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陈济棠慑于蒋介石淫威，令叶肇、李汉魂和李振球师分头沿乐昌、坪石尾追红军入湘，作出反共的积极姿态，以表“恭顺”。而此时，红军已突破湘江，向贵州方向行进。

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得到了广东人民的肯定与认可。这是胡正太与陈济棠长期交好的基础。陈济棠并非贫官和昏官！

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在他主持下，广东，尤其是广州，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都有很大发展，广州更一跃而成为南中国的“首善之区”和繁华大都市（人口达112万）。

那时，市郊农民常将农产品“拿到香港市场去卖，卖了钱，一头洋面粉，一头洋饼干，挑回家吃”。

“茶楼二分之一以下的厅堂生意最热闹，可见平民和劳动界的享受普遍”。

而“外人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

陈济棠先后兴建各类工厂，港口公路，大中小学等。广州百业繁荣，市政建设成绩显著，如海珠桥，中山纪念堂，中山大学五山新校舍，爱群大厦等等，以及30多条马路，皆是陈济棠主政广东时兴建。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

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写了40万字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描绘了广东1932～1935年的美好蓝图，可看作“陈济棠神话”的一个提纲。

根据这个计划，广东将建立规模庞大的省营工业体系，并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全面发展。

而随着该计划的实施，制糖业便成了带动整个广东经济起飞的“龙头”。

除白糖以外，“士敏土”（水泥）也是陈济棠积累建设资金的“摇钱树”之一。

位于西村工业区内的士敏土厂于1931年6月正式投产，很快就供不应求。

另一盈利产业钨砂专卖，陈主要都是将其收入用于“以厂养厂”，补贴其他大部分亏损的省营企业。

1933年2月15日，横跨珠江两岸的第一座大桥——海珠桥建成通车，这无疑又是陈三年计划的一个标志性成就。

其余类似的“陈氏手笔”还有：广州市政府合署大楼、海珠新堤、洲头咀内港、西南航空公司、中山大学新校舍、市立气象台及30条新辟马路等。

而于1934年开工，1937年落成的爱群大厦，便成了“陈济棠时代”的压轴之作。

陈济堂在治理广东时，对办教育具有浓厚兴趣。

1932年10月，他在广东省第三次教育会议上说。“教育是立国之本，是永久的事业。”，“一国之内，如不尊重学者，试问学术从何进步？文化从何增高？国将从何而立?”。

在三年施政计划中，规定教育方面实行“训育主义化”（三民主义）和“教育职业化，学生劳动化”二原则。

他认为：“现代求学者仍未脱科举时代之恶劣心理，以服务于军政机关为唯一之出路，其危险实不忍言……基于此目的，学校须增设职业课程，并增设职业学校。大学之文法、政、经等科之扩充，应适可而止，并悉力扩充农、矿、工、商等。乡村学校尤须实行农场化。”

他确定乡村教育实施历行强迫国民教育，扩充平民学校及成年男女补习学校，实行学校农场化和设立图书馆，城市教育为职业化，学生劳动化。

严格训练人民，使社会纪律化，并奖励专门技术之研究及发明。

他提倡民办中、小学校，在施政计划施行的三年中，全省小学增加了四百余所，学生人数增加14万余人，中学增加64所，学生人数增加1.6万余人。

又筹集巨款，收罗人才，兴建了华南著名学府中山大学，筹办了勃勤大学的工学院，师范学院和商业学院，后又在西村大稻山开办了一所相当于大学的广东陆军军医学校和陆军总医院，培养了大批军医人才。

在职业教育方面，有由教育厅直接举办的省立第一、第二、第三农业学校和第一职业学校。

他不仅主张教育要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培养民族精神，同时，提倡尊孔读经，规定学生读经时间，将《孝经》列为中等以上学校的必修课。

设立学海书院，请民社党的张君励、张荪分任正副院长，聘教授来讲授《大学》、《中庸》，宣传四维八德。

1931年，西南政务委员会决定建设中山大学新校，选址石牌五山地区。1934年，当中山大学新校舍进入二期工程建设时，由于资金不足，面临停工危险。

陈济棠身为中山大学董事，在中山大学董事会议上，提出“仿照赈灾办法，由合省党政军各机关捐款为新校建筑费”的方案。

政府接纳了陈济棠的提议，并付诸实施。这一强迫性做法，虽引起不少军政人员的不满，但却使中山大学的建设度过困难期。

勷勤大学也是陈济棠倡议成立的。“勷勤”是国民党元老古应芬的字，古应芬对陈济棠有提携之恩。陈济棠在广州国民党“四全大会”上提议创办一所新大学作为纪念。

当时广东省马上从省库中拨出200多万元作为开办费。1934年成立的勷勤大学，后来并入数间大学，其中勷勤大学师范学院，是华南师范大学的前身。

嗣后，胡正太和陈济棠在香港积极为抗日募捐。而胡正太将相当多的募捐款项及物资，通过地下党输送至广州，又通过秘密黄金通道运往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