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第２６集团军（辖第３２、第７５、第３９军）向当阳方面攻击，主力置于当阳以西，切断汉（口）宜（昌）公路，阻止日军第３９师团向宜昌增援。

以第３３集团军（辖第５９、第７７军）向荆门方面攻击，与第２６集团军协同，切断汉宜公路。

以第２０集团军（辖第５３、第７３、第８７军）向白螺矶（岳阳东北）、沙市、江陵方面攻击，切断汉（口）京（山）公路西段，阻止日军向宜昌增援。

各部攻击时间限于９月２７日、２８日开始。

但各部队事先缺乏准备，调整部署行动缓慢，直到９月３０日才开始攻击。

日军依托既设阵地固守顽抗，各攻击部队多与日军形成对峙，进展不大。

至１０月３日夜，江防军主力已完成对宜昌的包围。

第六战区为迅速攻克宜昌，又令第２６集团军第７５军的第１３师和第２０集团军及第７３军的第７７师加入宜昌方面作战，严令各军各向当面日军奋力突击，攻克既定目标。

但这时日军第１１军已结束长沙方面的作战，开始向原防返转。

这时在宜昌周围和城内的日军只有第１３师团的第５６、第５８、第１０４联队，诸队连日来受中国军队猛攻，伤亡颇重。

守备荆门、当阳的日军第３９师团也遭到中国军队围攻，不能向宜昌增援。

至１０月９日，宜昌东郊的慈云寺、东山寺各要点均被中国军队攻占，宜昌北面的据点也多处被突破。

第１３师团一面将伤员和非战斗勤务人员尽行投入作战，一面向武汉第１１军告急。

１０月１０日晨，宜昌日军烧毁了军旗和秘密文件，师团长以下军官们准备好了自尽的场地和用具，并写好了绝命书，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但这时日军返转部队为解宜昌之危，紧急车运，其先头已抵荆门附近，第１１军决定将早渊支队及第１３师团第１０３旅团在宜昌以东的部队都归第３９师团指挥，全力向宜昌突进。

１０月１０日上午，中国第３２军、第２军及第７５军第１３师等突击部队又攻占宜昌郊区多处据点，并从东面突入宜昌城，与日军展开巷战。

日军以飞机２０架向中国军队猛烈轰炸，并施放毒气。突击部队伤亡很大，乃撤至城外。

午后，第六战区下令调整部署，准备再攻。

军事委员会鉴于日军返转部队已接近宜昌，为避免陷于被动，于１０月１１日晨电令第六战区停止攻击，将部队有计划撤至城外，控制要点，进行休整。

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至此结束。

此次战役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一部分。

第二次长沙会战，对日军来说，是“在激烈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受到极严格制约的条件下作战的”，其参谋本部要求尽早结束作战，以便准备对南方用兵，因而第１１军攻占长沙仅２天便迅速返转，退回原防。

中国军政当局曾借此宣扬日军是被中国军队击溃、中国又取得了第二次长沙大捷，以此鼓舞士气、民心，维护国际形象。

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政当局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从事实上看，从军事委员会有计划地组织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之间的战略协同和战役协同，特别是指示第六战区发起颇有声势的对宜昌的反攻作战，都属正确的决策，反映出在战争指导上的积极意图。

日军也承认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仍旧高昂，对宜昌日军的反攻在规模和斗志上都超出日军的预料。

但中国方面在这次会战中的失利和失误也是十分明显的。

其原因主要如下:

１．部署指挥不当而陷于被动

２．情报不灵而丧失战机

第１１军是侵华日军中惟一以机动作战任务为主的野战军，武汉失守以来，日军向正面战场发动的多次进攻，除桂南会战、中条山会战外，都是由它发动的。

中国军事情报工作部门对它的动向理应给予更敏锐、更密切的监视。第１１军为准备此次会战，从８月中旬起即从鄂西、鄂南、赣北抽调部队，向湘北集中。

如此大规模的部队调动，无论是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情报部门，还是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战役情报部门，抑或是与日军当面接触的各部队战术情报部门，在长达１个月的时间里都毫无察觉，直到日军要发动全面攻势前一两天，才发现日军已在湘北集结重兵，足见中国各级军事情报部门的麻痹和疏懈。

而第九战区因情况不明，对会战无从进行、也来不及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其第一线守备部队第４军、第５８军甚至被日军吸引，胶着于大云山。

后虽乘夜匆匆转回新墙河以南，喘息未定，但日军已开始总攻。

日军成功地隐蔽了战役企图，发挥了战役突然性，而第九战区在会战第一步就丧失了时机，仓促应付，在日军闪电式的攻击面前步步失策。

同样，第六战区对日军第１３师团平渊支队和独立混成第１８旅团的调走也毫无所知。待１个月之后，在湘北战场发现第１３师团部队南调，再部署对宜昌反攻，为时已晚。

开始反攻时，日军已结束长沙作战，平渊支队即将返转宜昌。倘能及早发现，早作预备，提前数日发起反攻，则宜昌必能克复。

反之，日军特种情报部门却多次破译第九战区电报，对第九战区部署行动了如指掌，所以能及时调整部署着着胜算。

３．各战区策应乏力未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

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具有相当规模和威力，不仅是对第九战区最有力的策应，也是在８年抗战的正面战场上少有的积极行动，是值得称许的。

但也因攻击宜昌的兵力不够集中、开始攻击的时间稍晚而功亏一篑。

如第五战区能同时积极行动，主动配合，以较大兵力切实遮断汉（口）宜（昌）公路和京汉铁路南段、迟滞日军由湘北返转鄂西，或许能给第六战区再争取到几天时间，则克复宜昌是有可能的。

总之，各战区间的互相策应缺乏积极性、主动性，行动乏力，是一个老问题。

此次会战中依然如故，因而失去一些难得的机会（特别是对宜昌的反攻），反让日军在郑州附近黄河南岸建立桥头堡，实在遗憾。

然而就是这样一次反击战，蒋介石为何却称陈诚为居功第一？

首先要从宜昌的位置着眼，宜昌位于民国陪都重庆东侧，枣宜会战时日军击败国军第五战区部队而攻占宜昌，蒋介石为防止日军突袭重庆，下令由陈诚在宜昌西侧组建国军第六战区。

由于枣宜会战时驻守宜昌的正是陈诚及其麾下的第十八军，收复宜昌对于陈诚而言已经近乎是一种执念。

然而日军同样了解宜昌的战略意义，准备将宜昌打造成进攻重庆的跳板，直接将日本第十三师团留驻于宜昌，陈诚根本无法独自收复宜昌。

1941年9月，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发起第二次长沙会战，蒋介石通过民国统帅部下令，要求各战区对日军发起主动进攻，以此来分担长沙前线的压力。

在第六战区厉兵秣马一年有余的陈诚终于等到了反攻机会，当即下令集结第六战区主力部队，准备趁机收复宜昌。

虽然宜昌战争只不过是长沙会战的附属战场，但是陈诚所面对的压力却丝毫不逊于长沙主战场，因为驻守宜昌的日军早已今非昔比。

自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便因为军费开支过于巨大而有意控制战争规模，欧陆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部更是直接下令有计划地减少民国关内日军数量。

在此期间，驻扎于民国各处的日军师团均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缩编，从两旅团四联队变成了一旅团三联队，但是驻守宜昌的第十三师团的编制却不减反增。

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时，日本第十三师团总兵力已经达到了两万六千余人，而且还配备了大量辅助部队，仅军马便有一万余匹。

如果在平时，陈诚不要说主动收复宜昌，能够挡住第十三师团不再继续向西进攻便是大功一件。

但因为长沙会战爆发，日军从宜昌抽调了大量部队前往长沙，宜昌城内日军只剩下约三个联队的兵力，陈诚认为机不可失，果断下令反攻。

1941年9月27日，陈诚在第六战区调集五个军的兵力反攻宜昌，依仗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将宜昌各处日军分割包围，主力部队则直取宜昌准备强行攻城。

陈诚在宜昌搞出偌大的动静，很快便引起了民国和日本高层的注意，十月二日蒋介石亲自致电陈诚，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于三日内收复宜昌。

1941年10月6日，陈诚所部全面完成对宜昌外围的破袭，前往宜昌的公路被悉数破坏，奉命支援的日本第三十九师团行进速度降至冰点。

1941年10月10日，陈诚调集一百四十余门火炮对宜昌城发起总攻，城内日军无力招架，日军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下令各联队焚烧军旗并做好切腹准备。

然而可惜的是，当天日本第三十九师团在日本十一军司令部的严令之下，不计代价地冲破了国军防线赶到宜昌城郊位置，而且长沙日军也开始后撤向宜昌方向运动。

当天深夜，陈诚接到民国统帅部电令，要求第六战区所部从宜昌地区撤离，中止对宜昌的反攻计划，陈诚虽心有不甘但却只能率部撤离，宜昌之战以失败而告终。

在宜昌反击战中，日军共计损失部队七千余人，第十三师团元气大伤，然而在长沙大捷的光环之下，宜昌反击战彻底被国人所忽略。

不过对于可以纵览全局的蒋介石而言，宜昌反击战的重要性却是无可忽视的，在薛岳举办的庆功大会上，蒋介石发言时表示长沙之所以取得大捷，陈诚居功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