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就是皖南事变的刽子手上官云相。
上官云相,字纪青,1895年生于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小街子村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由于上官云相长得浓眉大眼,又聪明伶俐,其父不昔变卖田产供其读书上学。
1917年,上官云相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学习,和顾祝同、叶挺是同学。
但是上官云相是个思想保守的人,毕业后进入北洋军孙传芳部,和南方革命党为敌。
1923年,因为在江浙一带作战有功,升团长。次年击败奉系张宗昌部白俄军,升旅长。
1926年南方革命军北伐,孙传芳、吴佩孚等北洋军阀节节败退。
1927年,时任北洋军第41师师长的上官云相向学长蒋介石(1907年保定军校炮兵)输诚,投靠了北伐军,任国民党陆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一旅旅长。
上官云相是个非常反动的军人,跟随蒋介石参加军阀混战,围剿红军。先后升任第9军军长、湘鄂川边区“剿匪”总部第一路军总指挥,1935年4月晋升陆军中将。
1939年,上官云相调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32集团军司令,对日作战的同时,负责监视皖南新四军的一举一动,坚决防止新四军向南发展。
当时新四军军长是上官云相的老同学叶挺将军。虽然名义上是老同学,但上官云相可没有给叶挺任何关照,反倒随时蠢蠢欲动,必欲置新四军于死地而后快。
1940年10月,国民党当局已经决定向皖南新四军下黑手。蒋介石亲自给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命令,并指定上官云相为战役的指挥官。
为了保密,上官云相调走了所有和新四军关系亲密的国军将领,并要求顾祝同给予其调用更多军队的权利。
这样,原本拟定合围皖南新四军的6个师增加到8个师。上官云相磨刀霍霍,准备向老同学叶挺下黑手。
上官云相原来对新四军的编制、装备、兵力、部署等均不了解。
1940年12月中旬,他派往新四军的联络参谋闻援匆忙回到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偷得新四军兵力部署图稿,得悉云岭附近的新四军战斗部队有万余人。
这样,知悉新四军兵力情况的上官云相就更是如虎添翼了。为了防止战斗打响后苏北新四军救援皖南新四军,上官云相甚至抽调了原本和日军对峙军队阻止苏北新四军救援,而仅仅留下少量兵力监视日军。
1941年1月5日,离开云岭根据地北上的新四军先头部队与国民党方日英部首先交火。
新四军军长叶挺以为是误会,还找方日英交涉,却没有想到自己已经陷入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
屋漏偏逢下雨天,原本兵力处于劣势,天时、地利都不占优的皖南新四军,主力部队突围时又因为向导的失误而耽误了战机,没有能够突围成功。
连日的下雨天给新四军的突围作战又增加了重重困难。
最后,叶挺军长下山找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只有傅秋涛部2000余人分散突围,其余大部分壮烈牺牲。
皖南事变发生后,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
在皖南事变中,上官云相全权负责指挥,在战斗最紧张的7、8、9、10日,上官云相在总指挥部夜以继日躺在鸦片灯旁边,床边安放电话,靠鸦片提神,使出浑身解数,精心指挥部队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基本围歼了皖南新四军。
皖南新四军覆灭的消息使蒋介石欣喜若狂,立即嘉奖各有功部队和人员。
上官云相“战功卓著”,其第三十二集团军奖法币5万元,第二十五军作战特别卖力,也奖法币5万元。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堵截新四军有功,相继晋升为副军长、军长。
第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扣押下山谈判的叶挺有功,也晋升为军长;其他团长、副团长晋升师长、副师长者大有人在,其他战斗部队,则一一准予奖赏。
也许是知道自己做了违背民族大义的事情,上官云相拒绝将皖南事变战役报告列入各军参谋长会议。
他向上级辩解说:“这次全国参谋长会议,一定有八路军的人员参加,若在会上谈到对新四军作战的情况,岂不是自找没趣!这是内战,在抗日战争民族大义是理屈的,摆不到桌面上的事,怎能列入报告呢?”
但是正应了那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上官云相反动透顶,原本以为可以升官发财,却没有想到国民党当局给了其一个上将参议的闲置,让其去“养老”。
在解放战争中挂了个华中剿总副司令的虚职,基本没有参与战争。
1949年,上官云相逃往台湾,此后信仰佛教,自号“古穆和尚”,于1969年8月8日病故于台北,终年74岁。
在惨烈的“皖南事变”中,罹难的就有抗日有功的新四军五团。
1938年11月至1940年1月,五团奉命扼守皖南咽喉——铜陵、繁昌阵地。
由于日军要“扫荡”皖南,必先夺取繁昌。因此,敌我双方在此展开了反复的战斗,五团成功组织了五次繁昌保卫战。
五团驻扎繁昌期间,武器手榴弹多次被用来偷袭敌人,在战役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五团把部队中的投弹好手组织起来,组成投弹队,深入铜陵、南陵、繁昌敌后以攻击对方。
繁昌横山桥据点是战略要地荻港的桥头堡,驻扎着30多个日军,据点之外是3道铁丝网、3道工事,防范极为严密。
1939年1月的一个深夜,只见据点的大门敞开着,十几个日本兵围着烤火,投弹队员潜伏到门前时,敌人还没有发觉。五团投弹队用尽全力一连投了几十枚手榴弹进去,20多个日本兵当即倒下。等剩余的敌人缓过神来,投弹队员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翌日深夜,投弹队员们再次摸到敌人碉堡附近,然而,这回敌人似乎变得“聪明”起来,不仅关上了碉堡大门,岗哨也收到了里面。
投弹队员们又将几十枚手榴弹从枪眼中投了进去。顿时火光冲天,碉堡在烈焰中崩塌,据点被五团拔除,横山桥回到了我军的手中。
“繁昌大战”历时近1年,歼敌1100多人。城池5次失陷,五团5次收复。
新四军五团的战事引起舆论关注,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新四军《抗战报》发表了题为《保卫繁昌屏障皖南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叶挺、项英专门致电表彰五团“苦战肉搏,不怕牺牲”的精神。
皖南三年,五团作为新四军的主力团队,先后历经韦岗伏击战、延陵战斗、中分村血战、繁昌五次保卫战、塘口坝血战,以及皖南两次反“扫荡”等重要战斗和战役。
然而,这样一支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的队伍,却牺牲在同室操戈的国民党军队手中。
“皖南事变”前夕,五团只需1小时即能实现渡江北撤,但他们奉命于1941年1月3日黄昏急驰云岭。
1月5日下午,部队冒雨到达指定位置,与特务团组成右路纵队殿后,掩护军部和皖南部队北上。
6日下午,部队进入茂林地区。“皖南事变”战斗打响,7日全军后撤,五团由后卫变成前锋。
叶挺军长亲自向五团下达“无论如何要在高岭坚守三天三夜,掩护军部和大部队向泾县方向突围,遇到顽军就坚决消灭”的命令。
五团随后抢占高岭,与国民党79师展开激战。
10日,在完成高岭阻击战后,叶挺命五团抢占东流山主峰。国民党40师、79师两万多人每日对五团阵地发起10多次密集炮击和集团冲锋。
13日,五团官兵战至弹尽粮绝后,跳出战壕与数十倍于我之敌展开肉搏,直到最后一刻。
五团突出重围的陈仁洪、马长炎、王荣森、翁国让、吴伟等30余人,辗转渡江北上,编入新四军第七师,继续活跃在华中抗日战场上……
尽管岁月流逝,序列变动,但光荣的新四军“老五团”永远留在了革命军队的荣誉簿上。历史将这份殊荣永远留给武夷山,留给这支从武夷山走出去的英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