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府同时要在江北地区“清乡”，兵力紧张，故而投入兵力较之第一期苏常太地区“清乡”也有所减少。

日伪在镇江的“清乡”步骤，还是像1941年苏常太地区“清乡”一样，先由日军带领伪军进行彻底的军事“扫荡”，然后由伪军强迫民众在“清乡”区边缘筑起竹篱笆，实行封锁，并在各水陆交通要道设置大小检问所，检查来往人员。

日伪军在“清乡”区内还增设据点，其小股部队在各个据点附近不断搜索“可疑”分子。

针对日伪的“清乡”，新四军吸取苏常太反“清乡”的教训，在日伪军强力“扫荡”之前及时将主力部队全部撤出“清乡”区，并对留在日伪“清乡”区的党政干部和人员进行精简。

不适合在日伪“清乡”区坚持的干部迅速撤离，留下来的干部建立秘密组织，以“合法”的社会职业做掩护。同时，成立精干的党政军一元化的武装工作队，坚持在“清乡”区内进行武装斗争。

撤出“清乡”区的部队及新四军主力主要转战于溧阳、溧水地区。当时的形势是，两溧地区往北往东是镇江“清乡”区，往西北是南京，往南是国民政府第三战区的苏浙皖边区。

新四军主力五六千人活动在这一地区，引起第三战区的警惕与不安。1943年4月初，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向蒋介石做了夸大其词的汇报。

他称，新四军“自元月中旬由江北南渡，迄现在止，计麇集丹阳西北之延陵镇及溧水西北之博望镇各千余，溧阳西北白马桥附近约万余。自3月下旬以来，迭与我保一纵队第一团及忠义救国军在上浦埠及上兴埠各附近激战。”

顾祝同估计新四军的人数超过12000人，这显然与实际不符。

他还认为新四军有进一步“南犯”国民党军驻地安徽郎溪和广德的可能性，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令第三战区第二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陶广指挥江苏保安团第一、第四两纵队，挺进第二纵队，第五十二师，第一九二师主力及忠义救国军，开始“清剿”新四军的大规模行动。

4月12～15日，第三战区国民党军队与新四军第十六旅在两溧的云鹤山、里佳山、曹山、芝山等地发生激战。

15日傍晚，在日伪“清乡”区内的汪大铭部收到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正是此次战斗的通报，部队等待电报译出后才进行后续安排。

第十六旅经过三天血战，主力得以保存，并被迫向敌后转移。

对于第三战区组织的“清剿”行动，新四军进行了公开的严正抗议，希望第三战区国民党军撤回原防地，并表示新四军只求在两溧境内寻找一个地区作为部队转移、休整之用，绝无任何南进意图。

但事实上，抗议并没有发生作用，从4月下旬到5月，两军之间的摩擦持续不断。

6月下旬，蒋介石还提醒顾祝同，新四军有兵分三路南下安徽郎广地区、占领皖南的意图。

事实上，新四军并无此意。不过，蒋介石的这一指示表明：多方力量聚集于苏浙皖边这一狭小地区，该地区正处在多事之秋。

不久之后，国民党军与日伪军之间又发生较大冲突。

第三战区国民党军为“围剿”新四军，从皖南挺进至苏南两溧地区，而两溧地区接近南京，故日军方面对国民党军的北进颇为不满。

9月底，板田旅团及伪军共2000人，向第三战区的苏浙皖边区“六区专署驻地”发动进攻，10月初攻下郎溪、泗安、广德等地。

国民党军方面的参战部队为忠义救国军第三纵队、挺进第二纵队和江苏保安团，但表现欠佳，失去原大块驻防地。

戴笠致电忠义救国军负责人马志超，认为该军缺乏战斗意志和团结精神，应设法鼓励士气，挽回颓势。

但挽回颓势极其困难，这场日军与国民党军之间的较量，以国民党军失去苏浙皖边区的防地和主动权为代价。

综上所述，1943年苏南地区的三种主要力量新四军、日伪军和第三战区国民党军之间屡次发生战斗，控制区域也不断变动。

新四军主力在1943年初有较大扩充，但很快面临日伪军的“清乡”和国民党军北上“围剿”，可活动回旋的余地大大变小。

无论是在日伪“清乡”区内坚持的武装，还是跳出“清乡”区的主力部队，都面临在艰苦环境中转战、坚持的严峻考验。

主力部队既不能回镇江日伪“清乡”区（当然，偶尔会突然回到“清乡”区内对日伪军进行出其不意的打击，然后撤离），也不能去国民党军驻防区，不得不在南京周围、两溧部分地区分散活动，坚持游击战。

在日伪“清乡”区内坚持的武工队，一般为便衣短枪队，他们白天隐蔽，晚上活动，根据情势选择潜伏或者打击日伪军、日伪“清乡”人员和汉奸，同时开展政治攻势，争取伪军和伪组织中的动摇分子。

可以想象，武工队在日伪“清乡”区内遭遇的重重危险和生活之不易。

时任镇丹县（镇江和丹阳一度合并成一县）太平区区长兼武工队长的范征夫回忆：日伪“清乡”最为紧张的时期，群众顾虑较多，对武工队员避而远之。

为了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不让群众利益受到损失，武工队咬紧牙关，临时做出三项决定：

第一，不进村庄，露宿于坟山头、牛车棚、土地庙；第二，不住民房，以稻草作为铺盖，挡风抗冷；第三，不吃民食，以事先藏在地洞里的干粮充饥，以野菜度日。

在那段时间里，武工队真有饥寒交迫的危机感，但大家依然斗志旺盛，深信胜利总有一天会到来。

当时群众早起到田里干活，看到武工队员面目憔悴，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心中非常不忍。

（不怕死的）群众就商议以祭祖敬神名义把一些糕点、馒头放在坟头上、土地庙里，把一些旧棉絮扔弃在野外，让武工队取用，使武工队熬过了最紧张、最艰苦的阶段。

范征夫的回忆因时隔多年，相对而言较为笼统、简要。时任茅山地委副书记的汪大铭，有写日记的习惯。

1943年2月底，汪大铭和王直（第十六旅第四十七团副政委、茅山地委副政委）奉命带领三连在丹阳、茅东、金坛日伪“清乡”区内坚持工作，领导当地潜伏力量展开反“清乡”斗争。

汪大铭是在战斗频繁、工作紧张的情况下写下这部日记的。十分难得的是，日记内容丰富，涉及行军作战、日常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面。

王直晚年也写下回忆录《弯弓射日》，其中资料可与《汪大铭日

记（1939～1945）》互相印证。

通过日记和回忆录，后来者可以细致考察反“清乡”时期中共干部战时的作战生活实态，从而对反“清乡”的具体情形有更为细致深入的了解。

1943年3月31日开始，汪大铭和樊玉琳（茅山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被委以重任，带领一个便衣短枪队（7人）和两个步枪班（20人）在茅东、丹阳、致和日伪“清乡”中心区坚持工作，以短小、精悍、坚强的武装力量进行反“清乡”斗争。

汪大铭是上海宝山人，1939年11月从皖南新四军军部到达苏南，至日伪“清乡”开始时已在茅山地区工作了三年多，熟悉地方工作与风土人情。

根据汪大铭同事和家人的回忆，他性格内向，为人谦虚谨慎，做事周密细致，爱读书。

樊玉琳是句容本地人。1938年陈毅率部到达茅山时，便与地方翘楚、开明知识分子樊玉琳交朋友，后动员樊玉琳加入中国共产党。

樊玉琳在当地有广泛人脉，工作能力强，成为茅山抗日根据地的核心领导人物。

日伪开始“清乡”后，茅山“清乡”区内的据点从51个增加到105个，每两三里路便有一个。新四军需要在各个据点之间穿插活动。

4月1日是日伪正式宣布“清乡”的日子。从汪大铭4月的日记可知，他率领的小分队每天都在移动，有时敌情紧迫，一天之内要转移几个地方。

整个4月，除28日因大雨无法移动外，其他晚上的宿营地点都在变化。

宿营地的频繁变化，反映了日程的紧张与环境的险恶。此时，新四军与日伪军周旋、作战，随时应对情况的变化。

有时，晚上抵达一个地方，正准备宿营，突然又枪声大作，敌人已经打到村头，汪大铭等马上向安全地带转移，抵达目的地时已至凌晨。

江南多雨，行军转移又往往在夜里进行，无形中增加很多困难。

1943年5月26日晚，汪大铭一行移往胡家寨附近，正逢大风大雨，路程虽只有二三里，但大家浑身淋得透湿。

到达目的地后，发现只有几间小茅棚可住，十余人住一小块地方，整晚没有睡好。

茅山地区是丘陵地带，为安全起见，晚上有时要进山宿营，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路崎岖难行。

到了冬天，新四军遇到的困难更多。

1943年12月3日，汪大铭一行赶到后本湖宿营，严冬寒冷，骑着毛驴行军，双足犹如踩在水里，鼻涕流下来就结成了冰。

以上记述，可见雨中行军、夜间山路行军和严冬行军生活的艰苦。

由于“清乡”区内敌强我弱，危险无处不在，战斗随时可能打响。

1943年4月2日午夜，当时分开活动的樊玉琳找到汪大铭，说日伪军在黄昏时包围了他们的住处，他们突围而出。

汪大铭用“险极，险极”四字来形容当时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