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日伪军主力退回盐城固守。

新四军第1师、第3师南北呼应、协同作战，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使日伪军战线拉长、顾此失彼，最后只能退居于盐城等少数要地。

新四军则乘势清扫那些深入根据地的敌据点，粉碎了日伪军针对军部的第一次“大扫荡”。

8月底至9月初，日伪军参加“扫荡”的部队陆续撤返至原驻地，未能达到歼灭军部的企图，对盐阜区的大“扫荡”就此收场。

此次反“扫荡”战果：与敌作战135次，毙伤日伪军1932人（其中毙伤日军1100人），生俘日军15人、伪军1074人，击沉击毁敌汽艇30余艘，缴获平射炮2门、轻重机枪15挺、步枪1123支、子弹2万余发。

此外，破路345华里。新四军伤亡1000人。

时至1944年春，日伪军在苏中地区进行所谓的“淸乡”已近一年，在这一年之间，敌我斗争态势显现出如下阶段性：

1943年4月至9月，在新四军第1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的方针指导下，新四军主力跳出敌人“淸乡”区，寻求战机，发动攻势，配合留在“淸乡”区内的县团、区队、短枪队和民兵等武装，展开游击战。

并发动广大群众反对日伪“淸乡”人员的编组保甲，使日伪“第一期淸乡”“未能如期完成”。

1943年10月至年底，日伪实行“延期淸乡”，他们接受前6个月“淸乡”的教训，采取“以游击对游击”的方法，组织“武装特务突击组”，配合日伪驻军，小股活动，改穿便衣，冒充我方人员，诱骗群众，捕杀干部，血腥镇压，企图割裂人民群众与新四军的关系，使我军民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群众情绪也受到影响。

这年冬天，是“淸乡”区内形势最严重的时期。

针对严重的形势，粟裕肯定了前几个月反“淸乡”的胜利，指出“淸乡”区内群众情绪只是长期斗争中的疲劳现象，应坚定胜利信心，坚持武装斗争为主，以秘密斗争、合法斗争等方式为辅，适时运用各种灵活、巧妙的斗争手段，继续作更分散、更残酷、更艰苦的斗争，直到最后胜利。

1944年初，日伪阴谋对我苏中第军四分区进行“高度淸乡”的同时，对我第一、第三军分区进行“扩展淸乡”，对我第二军分区进行“强化屯垦”。

严峻的形势面前，粟裕认为：“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一直是苏中领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在苏中斗争形势最严峻时也没放弃过，并一直注意为反攻做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物质上的准备。

现在敌人正在作垂死挣扎，战争进行到了转折关头，作为战区的指挥员，必须正确估量形势，把握时机，积极主动地推进形势的发展。

设若判断失误，轻率从事或优柔寡断，都会对全局造成不利的影响。为此，我开始把领导重心由以坚持为主转为发展为主。”

1944年2月，中共苏中区委在东台三仓河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新一年的战斗任务。

会议认为，苏中党政军民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反“淸乡”、反“扫荡”、反“屯垦”取得了很大成绩，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根据地得到发展与巩固，地方武装已能独立坚持原地斗争，主力部队随时可以机动作战。

但是苏中当面日伪军力量仍然强大，斗争依然艰苦，各军分区被分割的局面尚未改变。因此，有必要进行一次战役，创建一块稳定的根据地，便于移驻领导机关，集中干部整风和轮训部队。

会议认为，苏中具备了发展局部攻势作战的条件。会上，粟裕提出发起车桥战役的建议，狠狠打击日本鬼子，吹响反攻号角。

早在1943年6月，粟裕奉命去军部驻地黄花塘参加整风会议和汇报工作，9月返回苏中时，带少数参谋、测绘人员和一个连，有意识地选择路线，穿行于车桥、曹甸据点的边沿区、敌占区，对沿途地形、敌情进行实地调查。

在临泽以北的团寨，又与第18旅旅长兼第一分区司令刘先胜探讨了这个地区的特点和军事地位，逐步酝酿构成了以攻取车桥、泾口为目标的战役构想。

车桥、泾口地区，地处淮安以东，宝应以北，是为淮宝地区门户。

粟裕认为，攻取车桥、泾口有三个有利：一是可以扩大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块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二是这里是日军驻扬州第64师团和驻徐州第65师团的结合部，该两部平时配合就不好，战时更难以协调，我军应充分利用这一弱点。

三是我军得手后，日军两部都会因为是边沿区而推诿观望，便于我获得一个稳定的地区。

至于战后会不会遭致敌人报复，粟裕认为：“我在全面分析了形势后，认为日军已是穷途末路，在我发起攻势作战后，难以对我进行大规模报复‘扫荡’，即便有些小动作，在我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影响也不会大。”

此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

在随后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对三个作战方案进行深入的讨论：1、先攻泾口，后打车桥；2、同时攻击泾口和车桥；3、先攻车桥，后取泾口。

粟裕说：“执行第1方案，虽背靠（新四军）第3师地区，便于我军运动和开进，但不久前我攻击泾口末克，敌伪防备甚严，而且即使攻下泾口，还需再攻车桥，付出代价较大。

第2方案，不仅兵力分散，而且如一处攻击不得手便会陷于被动，甚至使整个战役失利。

第3方案的优点是明显的，首先，打下车桥后，敌人可能放弃一大片地区，我们可以得到最有利的战役效果；其次，车桥处敌中心地区，是敌人的心脏，工事坚固又有日军驻守，敌人自以为安全，而敌人认为安全的地方，正是我最容易得手的地方，这是战争的辩证法，我们可以采取掏心战术，隐蔽接敌，突然进攻，必能收出奇制胜之效；再则车桥周围的地形也较有利于我。为此决定选择第3方案。”

车桥坐落在涧河（又名菊花沟）两岸，东西长1公里，南北宽不足1公里，河道上有五座桥梁，俯瞰全镇，形如“車”字，因此得名。

镇中驻日军1个小队，约40余人，伪军1个大队，约500余人，日伪军加高围墙，拓宽外壕，架设铁丝网，修建了53座碉堡，构成了绵密的交叉火力网。以车桥为中心，在外围还有十几个坚固据点相拱卫。

新四军第1师决定集中第1、第7、第52团和苏中军区教导团、第四军分区特务团等5个团兵力，攻坚打援并举，坚决攻克车桥，同时歼灭来援之敌。

在组织指挥上，第1师前方司令部与第一军分区司令部暂时合并，组成野战司令部。副师长叶飞负责战场指挥，粟裕掌握全局。

以第3旅第7团及教导团、四分区特务团各一部攻取车桥，第7团主攻。

以第1团、三分区特务团1营和第1旅特务营2个连为打援第一纵队，由第1团团长廖政国指挥，攻歼两淮来援日军。

第52团以及一分区地方武装为打援第二纵队，由18旅旅长刘飞指挥，攻歼宝应、高邮等地来援日军。

1944年3月5日凌晨1时50分，攻击车桥的战斗发起，第7团分南北两路，利用夜暗越过敌人外围据点，直插车桥。

突击队以隐蔽迅猛的动作，越过外壕，架起云梯，突入围墙，大部队跟进，仅25分钟攻克围墙所有碉堡，并突入镇内，分割攻歼各个日伪军营地。

中午全歼大土围中的伪军1个大队，午后集中火力攻击日军驻守的小围和碉堡，战至黄昏，歼日军1个小队大部，残敌退入大碉堡顽抗。

当日下午，日军第65师团第72旅集结700余人的兵力，分为4批次，乘汽车沿淮安至车桥的公路，向车桥增援。

15时，第1批援敌240余人乘7辆汽车进入韩庄、芦家滩我伏击阵地，第1团3营轻重火器突然开火，将敌压迫至韩庄。

此后，又有两批援敌窜入韩庄。当晚20时，第1团2营和三分区特务营组成的突击队向韩庄发起攻击，与敌进行白刃战，日军企图向东北草荡突围，被分割为数段。

22时，1团1营发起攻击，全歼窜入草荡之敌。6日凌晨，第4批援敌120余人，又进入韩庄，与残敌会合，在我军打击下，不敢再战，逃回周庄据点。

同时，曹甸、塔儿头方向来援之敌100余人，也被我击退。

6日晨，车桥之敌逃窜，战役胜利结束。

此战歼日军大队长以下465人，内俘24人，毙383人，伤58人；歼伪军483人，内俘168人，毙212人，伤103人；缴获92步兵炮1门及大批武器弹药。担任车桥攻坚任务的新四军第1师第3旅第7团伤亡148人。

我军乘胜扩大战果，以多路小部队挺进边区，迫使日伪军放弃曹甸、泾口、塔儿头、周庄等10余个据点，解放了淮安、宝应以东纵横50公里的地区。

车桥战役完全达成战役目的，打乱了日伪军“扩展淸乡”“强化屯垦”的计划，进一步沟通了苏北、淮南与苏中根据地的联系，扩大了新四军第1师的机动范围，震慑了日伪军，提高了群众的抗日信心，增强了我军攻坚和野战的作战能力。

粟裕将军在晚年谈到车桥战役意义时说：“后来我能够带一个旅渡江南下到浙西天目山地区去，如果没有车桥战役的胜利，这样大的部队进行战略机动是很困难的。所以说，我之所以能够带一个旅南下，是同车桥战役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