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沦陷后，囚禁在集中营中的港府官员、英军官兵和英、印、荷、比、俄、丹、挪、菲等国侨民，成为港九大队营救的另一主要目标。

1942年1月9日20时，在离集中营不远处的海边防波堤外，火柴点燃的亮光被连续遮断三次，英军赖特上校、海军上尉摩利和中尉戴维斯等人悄悄越过日军的警戒线，爬上了火柴亮光处的小舢板，开始艰难的逃亡。

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追捕，闻讯赶来的港九大队经过与时间激烈地赛跑，终于将其营救，护送回大后方。

后经赖特建议，英军成立了专门营救战俘的英军服务团，由此开始了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2年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扩编而成，该队于1943年12月改编为东江纵队）营救盟军、互通军事情报的短暂合作。

至同年4月，港九大队还营救出香港警司汤姆逊先生和波利斯屈特夫人，陆军军官比尔斯中尉、怀特中尉和祁德尊中尉，英军士兵格尔拉夏，等等。

对这段经历，比尔斯中尉回忆道：游击队“从上至下的普遍热情，他们的极大愿意帮助我们，和他们对我同敝人的明确的认识，使我们坚信中美英荷（A.B.C.D）阵线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敌人一块严重的绊脚石”。

随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调派熟悉英语、有合适社会关系的干部，在港九大队建立了国际工作小组，黄作梅任组长，并在香港和九龙设立了秘密的联络点。

尽管受国民党方面的干扰，英方同年8月断绝了与我的联系，但港九大队本着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仍冒着极大的危险积极展开营救活动。

他们或通过牧师、神父直接打入了集中营；或乔装成小商贩，趁战俘集中营外出劳动之机，帮其藏匿再伺机转移；或将写着英文的木板漂流到驻扎在海边的集中营，秘密取得联系后帮助战俘逃离。

这些获救人员多次致信感谢港九大队，英军服务团负责人赖特对游击队的壮举也深表敬意，曾向游击队首长表示：“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不会做出什么工作来的。”

港九大队努力营救盟军和国际友人，赢得了盟国的赞扬，在国际上声誉日高。战后，英国政府对我们营救英军的这一珍贵援助“表示钦佩”，给予高度赞扬，并授予黄作梅一枚奖励勋章。

同时，港九大队还营救了多名美军飞行员。

1944年2月11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克尔中尉驾机轰炸启德机场时，座舱被击中起火，被迫跳伞逃生，降落在九龙山区，当即遭到日寇追捕。

危急时刻，送信路过此地的14岁港九大队交通员李石恰巧发现了克尔。

在游击队员和当地村民的一起努力下，克尔多次转移隐藏，躲过了日寇持续半个月的搜捕，而后由短枪队送到港九大队队部，再送至东江纵队司令部治疗，伤愈后又被护送到桂林美军航空队基地。

当时游击队物质条件困难，但小战士陈勋仍拿领发的5角钱生活费，买了糖果送给克尔，令克尔非常感动。

他曾对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的记者说：“似陈勋天真、活泼、能干、懂事的孩子，真是世界少有”，他要把这些糖带回桂林给第十四航空队的战友看。

事后，克尔给陈勋50元钱作为答谢，陈勋始终没有接受。克尔后来在给东江纵队的感谢信中写道：“中国抗战已赢得了全世界的敬仰，而我们美国人亦以能与您们兄弟般一同作战而自豪。”

抗击日寇、营救盟军和爱国志士的同时，港九大队悄然编织起自己的情报网络，与盟军合作广泛侦集日寇各类情报。

如：香港日寇的海防详图，日寇在港机关、油仓、机场、船坞等详细图样，日本华南舰队密码，香港政府组织详情、文件报告和军事图册摘录，日寇在香港的防卫力量，广九沿线及大亚湾海岸区、虎门、新界的日寇工事图解，等等。

美军盛赞其情报工作“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的成功有着决定的贡献”，是“美军在东南亚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

位于香港的启德机场，是日寇在东南亚的重要据点，也是盟军的重点轰炸目标之一。

对此，港九大队积极配合了盟军的行动。黄冠芳领导的短枪队率先甄选好拍摄机场的最佳地点，由黄作梅带领美军侦察队从赤径村出发，沿高塘抵达深涌秘密交通站，当夜乘船至沙田海口的大水坑，翻山到达梅子林村，与黄冠芳接头。

短枪队再带领美军迅速进至狮子山，在事先选好的地点近距离隐蔽侦察和拍摄日寇飞机的数量及分布情况，这对于美军日后准确轰炸启德机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为获取维多利亚港的日寇情报，港九大队女队员文淑筠天天站在中环半山“儒林台八号”的4层楼阳台上，用望远镜观察记录下港口日寇舰艇进出港及锚泊情况。

同时会讲英语和日语的情报员李成，冒着生命危险设法打入驻港日寇宪兵总部特高课，偷取了驻港日寇的军用地图副本，交给地下党员黄施民，通过港九大队地下交通站送到东江纵队司令部，而后转交美军。

凭借此图，美军于1944年底至1945年初，连续轰炸了日寇的香港军事设施。像文淑筠、李成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些港九大队的优秀情报工作人员兢兢业业、无畏牺牲，为美军提供了大量情报。

在香港沦陷期间，港九大队还利用香港集散港的优势，将武器、弹药、药品、物资等源源不断地运回内地，还经常转移、安置伤病员，成为重要的中转站和安置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英军抢先接收香港，于8月30日抵港。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东江纵队司令部决定港九大队撤离香港。

9月28日，油印的《撤退港九新界宣言》散发张贴在香港各区，宣称：“三年又八个月，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冒出生入死之险，不惜重大牺牲，救护盟邦人士，肃清土匪活动，破坏敌伪统治，保卫人民利益，确实尽了我们应有的努力，并做出了许多成绩……今天，全世界和全中国和平建设的时期来临了。在这新情况下，我队奉司令部命令，从港九新界地区撤退”。

并郑重声明：“在宣言之日起，一星期内撤退完毕。”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1998年12月2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隆重举行了“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阵亡战士名册安放仪式”。

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亲自将港九大队牺牲的115名烈士名册安放在香港大会堂供市民凭吊，并宣布：港九大队“是香港沦陷时期一支正式的武装部队，在保卫香港的战斗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香港沦陷的危亡时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港九大队慨然而起，挺身担负起香港抗战的重任，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