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师团，第6师团最后的疯狂，终遭失败。在蒙受巨大损失后，便在4日晚乘夜色脱离战场，分别向东山和犁市撤退。

此时，外围国军各部正在向长沙开进中，准备对敌实行围歼。

薛岳获知日军开始全线撤退，立即变更作战部署，命令各部从不同方向对敌展开围追堵截，要在湘水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全歼日军。

其具体部署为：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将军指挥湘军第73军，粤军第4军，第26军为南方追击军，由南向北追击。

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指挥川军第20军，滇军第58军为北方堵击军，堵击后撤敌军。

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指挥湘军第37军，川军第78军为东方堵击军，由东而西截击。

中央军第99军傅仲芳部为西方截击军，自西向东截击。

“尔后随追击战况之推进，始终按追击，堵击，截击反包围歼灭战之要领围歼溃逃之敌军”。

由于日军攻击长沙胶着时间过长，使得国军包围圈布置时间充裕。

国军也一改尾追日军，收复失地的消极态度，不顾牺牲全线围歼日军。

日军精锐第3师团刚离开长沙，就在金盆岭，林子冲一带遭到粤军第4军截击，苦战一天，才突围而逃，并改变原退却路线，与第6师团合流，抱成一团，集中突围。

而第40师团主力由金井退往春华山，因遭到猛烈阻击而一度折回，其留守金井掩护主力之的一部（龟川部队）为国军第37军所围攻，待增援部队解救时，伤亡已近400余人，战斗兵员仅20人，几乎是全军覆没。

1月8日，日军王牌第6师团向福临铺方向退却，途中被第73军等4个军反复围击，损失惨重，后经第3师团和空军的全力援救下，才得以突围。

日军最强王牌第6师团竟被打的狼狈不堪。

在国军不断阻击和追击之下，日军一直且战且退，处境相当危艰，后撤速度缓慢。

经过10天苦战，各师团主力才陆续渡过汩罗江。

在过江之时，由于听闻国军即将赶来，日军竟争先恐后，乱作一团，“多自相践踏，因此落水溺毙者甚众”②。

历史再次重视第二次长沙会战，只不过追逃易位，日军的撤退从一开始就十分艰难，到最后竟发展成溃败；这也是侵华日军首次大溃败。

1月14日，日军在汩罗江北集结完成，一齐向北撤退。国军仍继续以各种方式围击敌军，但因日军主力已相对集中，国军无力围歼。

战至1月16日，日军基本上回到新墙河以北的阵地。第三次长沙会战终以日军完败而告终。

日军第11军最初发动会战的目的是策应香港作战，结果不仅作战时间上比香港作战长，伤亡人数远超香港战役，对侵华日军士气无疑是重创。

特别是在太平洋战场，美英盟军大溃败的情况下；长沙大捷是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盟国的第一次大捷，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受到英美媒体的广泛关注。

这大大提高了中国战场的国际地位和其在盟军中的声誉，为争取外援起到了很大作用。此战被誉为中国抗战首次完整的胜利。

战后国军发布战报：日军仅在战场上就遗尸56900多具，其中有大队长，联队长以上军官10人；被俘者139人，缴获步骑枪一千一百三十八支，轻机枪一百零二挺，重机枪十三挺，山炮十一门。

被俘人数之最，为历次会战所罕见③。

据何成濬日记中对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报记载：“（军事委员会）会报时，主席宣布关于湘北三次会战，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之报告云，我军伤亡官兵二万九千余，倭寇死伤五万余，在场诸人均笑斥之，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各处作战报告，本多有不确实处，然向无如此之人之甚者。”④

可见内部战报时，就已经严重注水；对外发布战报就更严重。

实际上从中日双方战史看，国军肯定取得了整个会战的完全胜利；日军是彻底失败。

当然薛岳和第9战区的战报也明显夸大，但不能就此否认薛岳的抗战功绩和第三次长沙大捷的历史地位。

另外战时夸大战果，是历来各国都存在的问题；它本身有宣传提振军民士气和信心的成份，这无可厚非。

从第三次长沙会战前，第9战区官兵高涨的士气，恰恰是战前“第二次长沙大捷”宣传的结果。

另外日军公布伤亡六千多人，也存在缩水。拿平型关大捷来说，目前国内学界普遍认为日军公布的伤亡两百余人缩水，伤亡千余人较为接近事实。当然战时统计的偏差也是原因之一。

日军战史中记载颇为中肯：1942年1月，第11军“冲进长沙一角，虽竭力进攻，但因重庆军顽强抵抗难以突破……遂决定返转”。

“在返转作战中，遭到优势重庆军的侧击，并被切断退路，陷于苦战”。

此战失利后，日军因伤亡惨重，“部分将士的必胜信念发生了动摇，需要年余始能恢复”。

可以看出其损失之惨重；并大大打击了其军心，以致中国派遣军唯一野战兵团第11军，需近1年时间才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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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此处引用之史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致薛岳密电》时间注1942年1月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注②此处引用之史料来源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71页。

注③此处引用之史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第三次长沙大捷却因为这份夸大的战报而饱受争议，更被扣上“神报”帽子。

注④此处引用之史料来源何成濬1942年2月25日日记，《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上册，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