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

随后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

军调部中，叶剑英出任中共代表，李克农担任中共方面的秘书长，协助叶剑英开展工作。

此时，一个熟悉的人出现在了谢士炎的旁边，这就是陈融生。

他任孙连仲的外事处副处长，但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担负的任务是打入第十一战区，发展内部线索，掌握更多情报。

前期的深厚友情和良好合作，使谢士炎和陈融生相聚甚欢，陈融生向他推荐了《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书籍，谢士炎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思想日趋进步。

1946年6月，国民党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华北地区是国共两党争夺的重要区域，作为军务处处长的谢士炎参与的军事核心工作越来越多。

1946年9月，一次军事会议秘密召开，国民党决定进攻中共占领的军事重镇张家口，并制定了相关的战略部署。

得到这一情况后，谢士炎心中大惊，因为这个计划与国共军事调停的大局完全相悖，也与国民党口口声声的“争取和平”背道而驰。

谢士炎对此感到无比失望和愤怒，他下决心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寻找中国共产党，投向光明。

谢士炎想到了陈融生，断定陈融生就是共产党员。为了尽快把消息送到共产党手中，谢士炎决定采取“破釜沉舟”的办法。

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带着手枪直接找到陈融生，开诚布公地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说自己有一份重要的军事情报要交给中共代表，呈交一份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的详细计划。

并说这事要是泄露，两人只能同归于尽。

事发突然，陈融生不知真假，只能敷衍答应下来，装作试试的样子，口头答应。

陈融生故意让谢士炎去找车，借着这个时机，迅速联系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徐冰，约定见面。

随后两人开车找到徐冰，将这份情报送了出去。这份重要的情报被迅速交到了叶剑英的手中，旋即发报给延安。

当时，周恩来正在与国民党代表以及马歇尔谈判，得知情报后，周恩来立即接见美国记者，对国民党进攻张家口的阴谋进行揭露，赢得了舆论上的主动。

谢士炎提供的这份情报不仅有拟定的国民党进攻的计划，而且还有谢士炎写的一个反击国民党进攻的作战计划，供晋察冀军区部队参考。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即转发给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作应战准备。

鉴于谢士炎所处位置的重要性，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谢士炎利用特殊身份继续在第十一战区开展工作。

谢士炎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涿州军事会议，会后将蒋介石对全国的军事部署情况完整而及时地送到领导手中。

他经常将重要军事情报送出，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谢士炎勤奋扎实的情报工作逐步得到了党组织的信任和肯定，他也多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请求。

经过半年多的严格考察，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考虑发展他入党的问题，谢士炎也向党组织递交了自传和入党申请书。

1947年初的一天，陈融生通知谢士炎，到郊外某地等待党组织谈话，谈话是在汽车上进行的，待谢士炎上车后，惊奇地发现车上等待的竟是中共代表叶剑英，这让谢士炎大为感动。

叶剑英对他表示感谢，热情地鼓励他追求光明，还简要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如果蒋介石继续进攻解放区，坚持打内战，最后必将走向灭亡，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赢得全国的胜利。

谢士炎表示，以后要坚定地跟着共产党，绝不再为蒋介石政府卖命。叶剑英叮嘱他暂时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利用合法身份，帮助共产党工作。

这年2月，谢士炎在东直门海运仓胡同住处，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叶剑英亲自到场，主持和监督宣誓，入党介绍人马次青介绍了谢士炎的经历和表现情况。

谢士炎对着党旗宣誓：“余誓以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生之努力。”

谢士炎从一个国民党少将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后，像一把插入国民党心脏的利刃，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

这段时间，谢士炎还向组织提供了国民党特务在解放区设立秘密电台及美国为国民党政府拟定的训练特种部队的计划方案。

这些情况经李克农等上报中共中央后，有关方面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被粉碎后，国民党政府调整了军队序列，第十一战区官邸被撤销，改为保定绥靖公署，指挥部被迁往保定。

谢士炎被任命为绥靖公署作战处少将处长，随指挥部调往保定。临行前，谢士炎专门向党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指示他前往保定，独立作战，非万不得已不得暴露身份。

他利用身份在国民党军界高层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并被编入北平地下情报系统。

在保定绥靖公署，谢士炎一直是该署主任孙连仲智囊团——设计委员会重要成员，出席每次重大军事会议。

他利用自己的有利身份，先后化名谢天纵、刘福，同打入敌人内部的其他同志紧密配合，利用电台或亲自送交，为我党我军提供一份又一份极其重要的军事情报，为华北、华东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就在谢士炎尽心尽力为党做地下工作的时候，1947年9月，发生了“北平谍案”震惊国民党当局。

原来，国民党特务机关一直在侦破国统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地下电台，并将重点放在北平。

一天，国民党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非常活跃，但是一直不能确定准确位置。

军统挨户夜查，在京兆东街24号发现密台，总台全体工作人员被捕，发报工具及未销毁的电报底稿均被查获。

李政宣被捕后叛变，供出了我党在华北、东北、西北、华东等地军事情报系统的许多重要线索及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并声称在叶剑英处见过谢士炎。

敌特调阅谢士炎曾起草的作战计划，发现与署名“刘福”的电报底稿笔迹相同，由此推断出谢士炎为中共秘密工作人员。

谢士炎暴露了，随即被敌特机关逮捕。最初被禁于北京炮局监狱，后被押送南京。

同时被捕的还有：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兼河北省政府机要秘书丁行，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兼作战科科长朱建国，第十一战区司令部二处少校情报参谋石淳，北平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上尉情报参谋赵良璋。

蒋介石对于破获这次案件极其震惊，严令彻查此案。

在狱中，谢士炎等受到严刑拷打，历经种种折磨，但他们始终坚贞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

谢士炎在狱中凛然正气，与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他同难友团结战斗，为监狱的同志争取权利。

在谢士炎等同志被捕后，党组织和一些亲友多方实施营救，但是此案由蒋介石亲自过问，营救失败。

1948年11月，东北野战军攻克沈阳，东北全境解放。蒋介石极为惊恐，恼羞成怒，便旧案重提，再次追究搁置了一年多的“谢士炎泄露军机”要案，亲自下达“处决令”。

1948年11月19日，南京城西江东门外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谢士炎、丁行、朱建国、石淳、赵良璋五位潜伏于国民党内部的谍战英雄被枪杀。

行刑前，五位英雄大义凛然、高喊革命口号，表现了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被称为“北平五烈士”。

行刑前的谢士炎，挥笔写下遗书：“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这首诗成为他弃暗投明、报效祖国的最好见证。

次日的《大公报》报道五烈士牺牲的消息时写道：“行刑前，谢等大声喊闹，声达墙外。”

毛主席指出：“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战斗在敌人营垒中的谢士炎和他的战友牺牲在黎明前夕，虽然没能看到祖国的解放，但是共和国的旗帜上永远闪烁着烈士们血染的风采！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些为新中国默默付出的英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将五位烈士的遗骨迁至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将他们的英名镌刻在汉白玉石碑上，世世代代为后人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