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皇朝由于地理原因和华夏民族的特性基本上每个皇朝都会走入以文御武的怪圈里。

除却唐朝，地方军阀势力做大到直接能和中央抗衡的节度使制度外。

自宋开始，历朝历代入主中原的政府都会出台各种各样的以文御武制度。

首先就是最臭名昭著的更戍法，导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没到一定时候就轮换外部将领手下军士，使将领们除却自己组建的私兵都不可能拥有稳定的指挥权，这样从根本上解决了将领们拥兵自重的可能性。

但是导致的结果也很明显，宋朝的强干弱枝政策，直接导致了边军战斗力和开玩笑一样，童贯带兵和金军联合作战，彻底暴露了宋军的武力和虚弱，也为靖康之耻埋下了伏笔。

到了元朝，元朝虽然使蒙古入主中原，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元朝皇帝也开始以文御武，开始实行铨选制度将文官的考核放在吏部，武官的考核放在兵部，由吏部和兵部进行考核，同时辅以宋代的磨勘，熬资历算绩效的方法，作为升官的依据。

所以范仲淹说过，“常调官好做，家常饭好吃。”指的就是磨勘的过程，要经过多次调度考核慢慢晋升。

直到明朝，明朝吸取了宋朝的更戍法和铨选，磨勘制度后，慢慢发展出自己的以文御武方针。

明朝初时，洪武、成祖还在的朝代，这两位都是雄才大略的君主，所以自然不怕武官势力做大，成祖还五次亲征，足见其雄风。到了明宪宗年间，逐渐感觉到中央对地方武将的控制力越来越弱，而且武将们的违法乱纪事件逐年增强，明宪宗开始逐步推行军政考选制度。

这个制度在明中期很早就出现了，但是当时只是小规模的实行，到了明宪宗年间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化以后的武官们除却勋贵子弟可以继承父祖辈的军官以外，其余各地镇戍武官以及两京京营，甚至地方小武官都将考核的主导权都全部转交予文官（原来是兵部五军都督府之类的职权），巡按御史对于考选的职权不断扩大，到了后期，甚至连提名的权力都完全垄断。

成化前，皇帝对武将的称呼诸如爱卿之类的，在成化后几乎不可见，连戚继光这种对抗倭寇功勋卓著的武将，在奏折当中也只是一个“尔”的称呼。

到了明后期，文官由于完全把握了武官的晋升渠道，武官对于文官宛如家奴，在明朝后期的奏折里，常见到皇帝嘱咐，训斥甚至出台法律禁止文官对武官自称老爷，禁止文官要求武官叩头行礼，下拜等，但是毫无卵用，不改变根本制度，根本改变不了武官已经任由文官把控的根本形式。

而到了明崇祯年间，崇祯才惊觉朝廷武官之不可用，虽急急忙忙收回武官的考选制度，亲自主持等等一系列补救措施，甚至派自己当时的亲信大臣，例如杨嗣昌等人去改革。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已经回天乏术，无力回天了！

所以徐鹏举听闻才脸色大变。

他知道所有恶疾的开端都是从细微之处开始的。

文官集团要求将磨勘完全改变成考举，下一步肯定是大范围推广，留了一部分的位置给勋贵子弟，让他们可以内部推选，继承，保证有爵位的高层武官一时半会察觉不出来，不和他们作对。

紧接着就会开始把控地方武官的升迁之路，当人们逐渐逐渐适应这种形式后，提名权、绩点清算、这些会越来越向文官倾斜，到最后原本高枕无忧的上层武官都难以幸免。

如果不一开始制止的话，后来根本阻止不了。

但是现下文官集团用的是很冠冕堂皇的理由，毕竟北境空虚是事实，武官们又不如文官们在政治上天生的敏感性，如果没有人主导根本不可能形成一股反对力量来抗衡现在越来越铁板一块的文官阵营。

而徐鹏举现在虽有官名，但到底是虚职而已，并不能很好的领导武官群体。

但是当徐鹏举听玩考选制度要推出来之时，前世相关的历史知识立刻翻涌上脑海，加之今日刚解决的那老头子的话语，徐鹏举心中暗下誓言，自己绝不能让夷狄入侵华夏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边。

他现在只能想起一人，一个唯一能拯救这个事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