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市之缪有五：其一：外假马市以羁縻之，而后内宽暗中修武备。夫俺答贪得无厌，无耻至极，吾安能一一而应之，若不能则终年挑衅。且吾果欲修武备，而何所藉于羁縻？”

“其二，借互市之马，以资吾军。则又非也。双方既然何谈，则必然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此时马又有何用？且彼岂会将肯壮马捐于我国？”

“其三，互市不已，为蒙古朝贡。臣谓之，此为以中国之损资，以奉寇益大盛矣。”

“其四，彼既利我，必不失信，此又非也。夫中国之所开市者，岂能依靠蒙古？不给，则不能阻止其入掠。”

“其五，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敌加于己而应之，孰人佳而孰人不佳？人身四肢皆痈疽，克日即可攻心，却忌惮而不用药石，可乎？”

齐之鸾不但举了十可，五谬进行反驳互市，而且还怀疑是有人唆使朱厚熜有此想法，于是又言：“臣此十不可、五谬，非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而敢有为圣人主其事者。

盖其人内迫于国家之深恩，则图幸目前之安以见效；外慑蒙古之重势，则务中彼之欲以求宽。

然公卿大臣皆知，而莫为一言止之者，止则，身任其责而危，开则，人任其责而安。

陛下宜乾坤独断，发明诏，息言开市者，选将练兵，声罪致讨。不出十年，臣请得为陛下勒燕然之绩，悬蒙古敌酋之首于九边，以示天下后世。”

朱厚熜听后只觉不过是腐儒之见，毕竟他也没有想过遵守诺言，只不过是借着互市，增长一下自己财政，可齐之鸾居然以为他真想议和。

然而群臣却深以为然，于是兵部尚书彭泽道：“臣以为齐御史之言切中要害，便是不说十不可，五谬，但论九边经商者，或为勋戚、或为卫所，或为士绅或为中官，其中关系，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此时冒然开边，且不论其他，但说此损大族之利，彼辈岂能让朝廷安稳？臣以为此事还需从长计议，毕竟陛下登基不过一年而已，何必急于一时？”

彭泽的话，朱厚熜算是听进去了，他说的的确也有道理，毕竟军队经商，投机倒把，变卖国家资源，走私贩卖已经并不是新闻了。

永乐五年夏四月戊戌，朝廷下令于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朝廷禁约下人私通外夷，不可谓不严，往年回回来经商，凉州诸处军士多潜送出境，又有留居别失八里、哈剌火州等处，泄漏边务者，此边将之不严也，已别遣监察御史核治自今宜严禁约……」

哪怕有了这道申饬，可军队该如何还是如何，于是就有了正统十一年，正月癸巳日云南按察司佥事李瓘，上书三事，其中就包括有人军队经商。

还有正统十三年二月辛酉，陕西洮州茶马司奏：「本司额收四川官茶三年一次，易买番马三千匹然有未完者。

盖由近年邻近府卫军民，兴贩私茶者，多是以产茶处所，竞以细茶货卖，而以粗茶纳。官价既不论粗茶，复非番人所好，所买不完……」

因贩卖私茶，弘治年间任陕西马政的杨一清，有谓：「查得律内，凡贩私茶者，同私盐法论罪。及查见行事例，私茶有兴贩五百金的，照见行私盐例，押发充军陕西等处……访得西宁、河州、桃州地方土民，切临番族，多会番语。

各省军民流聚钜万，通番买马，雇倩土民，传译导引，群附党援，深入番境，潜住不出，不止军民而已。

军职自将官以下，少有不令家人伴当通番。番人受其恐吓，马牛任其计取，变诈渐萌，含愤不发……」

至于这些通番贩卖军民，明知按照朝廷禁令，一旦被抓必然充军，然而这些人并没有丝毫畏惧，反而互相嘻戏自嘲：“反正也是投军，有甚打紧。”

如此猖獗的状况之下，诚如彭泽所言，想要在现在开边，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