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地主也是商人，商人也是地主，他们基本是一体的。

陈海平继续道：“大哥，我仔细研究过宋代和我朝的官僚系统，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孙传庭也是大学问，对这个题目自然很感兴趣，何况是这个妹夫提出来的，他自然更好奇：“什么现象，说来听听。”

陈海平道：“大哥，如何对待民间的才智之士始终是一个王朝统治是否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自宋以降，出身平民的读书人越来越多，做官的自然也就越多，赵宋采取优渥的待遇笼络他们。这样一来，他们就脱离了原本出身的阶层，整个官僚系统相对而言是独立的，是站在皇家的立场说话的。对他们个人而言，国家收取的税负越多，他们的高所得不仅有保证，而且还能从中得到更多，因为政策都是他们定的，只要国家有钱，随他们怎么分。所以，通过他们，皇家可以对整个国家实行强有力的控制。”

“然而，朱明不同，我朝的官俸是历朝历代最低的。大哥应该清楚，科举是需要不少钱的，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工商阶层更能支撑。他们当官后，俸禄极低，待遇很差，一旦有过错，受到的责罚却非常重，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必须依附于他们出身的阶层，才能站稳脚跟，才有根基立足。他们是工商业阶层，是民间利益的代言人，他们不是站在皇家的立场说话的，因为那不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

孙传庭听的是目瞪口呆，同时也哑口无言，他清楚陈海平说的都是事实，官员出身确实是以工商业阶层的居多，而且凡是涉及增税的，官员奏疏反对的居多，尤其是涉及工商税的，反对的奏疏更是比比皆是。

正是由于这些文官集团的反复努力，这才使得国家的财政权力不断削弱，对工商业的控制力越来越弱，而这也是万历皇帝弄出那个矿税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大哥，还有，决定一个官员声望的舆论不是控制在皇帝手里，也不是控制在一两个高级官员手里，而是控制在大量和民间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中下级官员，乃至没有官衔的平民读书人的手里。所以，为了得到舆论的好评，这些大老爷们真是前仆后继，连挨板子，挨廷杖都能觉得无上荣光，都能沾沾自喜。那些自命为正人君子的大官，哪个不是以为民请命自居？而这些人的势力恰恰盘根错节。”

“在这种形势下，凡是为国家长远利益着想的，哪一个有好下场？张居正只是稍微动了一下他们的利益，就使海晏河清，国库充盈，太仓之粟可支用十年，但张居正又落了个什么下场？所幸他死的早，但也是家破人亡，而且那些读书人一直都在丑化他，甚至说他是吃海狗鞭吃死的。”

最后，陈海平略带嘲讽地道：“大哥，朱洪武一心想使子孙万代，废除相权，以文压武，把保家卫国的武人弄成贱业，把所有的权力都归于一人手中，但他万万也不会想到，现在他的子孙大多成了无用的弃物，就是紫禁城里高坐的子孙实际上也成了他视为奴才的那些人手中的傀儡。”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宋太祖赵匡胤明白，明太祖朱元璋也明白，为了怕武将造反，所以他们都轻武，都采取各种手段限制武将的权力，其中重文就是必然的选择，是限制武将权力最重要的手段。但是，赵匡胤的重文和朱元璋的重文是有极大不同的。赵匡胤是真的重，他不仅给文人优厚的待遇，而且政治地位很高，很尊重他们。而朱元璋则不同，他不仅给文人的待遇极低，而且丝毫也不尊重他们，常常让文人斯文扫地，廷杖就是其中的代表。

朱元璋雄才大略，为了子孙的千秋万代，手段当然不会仅于此。科举对文人的重要性当然不用说，朱元璋自然不会放过，他对八股文进行了彻底的改造，然后把它作为了改造文人的最有利的武器。

八股文滥觞于北宋，起自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但文体并无规格，内容也极广泛，没有定则。明定鼎之后，经过朱元璋及其子孙们的不懈努力，至成化年间，八股文终于大成，文体、内容、格式等方方面面都有了极严格的规定。

成形于明代的八股文的意义是划时代的，它的出现意味着统治者对社会思想的控制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峰，以前没有，也后也不会再有。

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组成部分，写作格式极其刻板，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