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苏急忙答应，正要吩咐扈从去备马，东方无畏已经把自己的战马牵了过来。扶苏飞身上马，与宝鼎并辔而行。

“叔父，你以二十万大军打燕国，代北的防御怎么办？”扶苏担心地问道。

宝鼎看了他一眼，问道，“你知道上将军要什么？”

扶苏点点头，“自从叔父拿下上谷郡之后，河北就有人在背后非议叔父了，不过上将军还是极力维护叔父。”

宝鼎笑着摇摇头，“如果我满足了上将军，你以为我们今年冬天还能拿下燕国吗？”

扶苏没有说话。

宝鼎牢牢控制代北大军，目的就是要以最快速度拿下燕国，就是要迅速稳定北方局势，就是要以强悍武力胁迫咸阳以推动国策的变革，假如他任由王翦控制整个北方战场上的军队，他就非常被动，事事都得仰仗王翦的支持，尤其重要的是，假如王翦以军队来要挟他，那么国策变革的走向很可能失去控制。

老秦人的复兴的确受益于宝鼎的谋划，但宝鼎与楚系熊氏结盟，不遗余力地扶植有楚系背景的公子扶苏为大秦储君，暗中与关东豪族冯氏、蒙氏妥协，最近更是竭尽全力让宗室到前线战场上掠夺功勋，这一系列事情都不符合老秦人的利益需求，但老秦人为了大局，可以退让，可以忍耐，甚至可以妥协，但宝鼎明目张胆地控制军队，夺取老秦人的军权，这触及到了老秦人的底线，此事不可妥协，不可退让。

“我们肯定能拿下燕国。”扶苏抬头看看宝鼎，小心翼翼地问道，“但叔父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年冬天拿下燕国？明年春夏时分打燕国，条件不是更好吗？”

宝鼎笑而不语。有些事他不能对扶苏说，他一直想掌控军权，但秦王政和咸阳宫时刻防备他，老秦人也至死不松手，如今他好不容易抓住这个机会，他岂肯错失良机？没有军权，没有强悍的武力做后盾，他想推动国策变革基本上就是痴心妄想。

退一步说，假如国策变革失败了，或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或者国内矛盾并没有因此得到有效缓解，或者国内又产生了新矛盾比如封国与中央对抗，地方势力膨胀等等，导致叛乱迭起，帝国风雨飘摇，那时候谁掌控军队，谁就能掌控帝国的命运，所以自己必须控制军队，必须利用南北战争始终掌握军权，如此则进退无忧。

现在打燕国，秦军主力控制在自己手上，有利于自己进一步掌控军权，反之，如果等到明年春夏，形势变了，咸阳宫有了更大的主动权，王翦等秦军统率有了更大的攻击把握，自己就被动了，无论在军队的控制上还是在国策的变革上，自己都比较被动，因此，自己必须把握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将来自己就更加困难了。

“你知道养寇自重的意思吗？”宝鼎忽然问道。

扶苏愣了一下，随即想到什么，脸色顿时凝重。

“你知道为什么要分封王子，而不是分封功臣吗？”宝鼎又问道。

扶苏低头沉思。

宝鼎也在思考，思考秦王政为什么在统一后不遗余力地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思考项羽为什么在分封十八诸侯王之后把中土再一次推进战乱的漩涡，思考刘邦为什么在统一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央集权下的郡国制，思考大汉初期为什么有七王之乱。

说到底这一切都源自周武王分封诸侯，以《周礼》治天下的八百余年的传承。

《周礼》的治国理念是“以人法天”，讲求人与自然的联系，主张社会组织仿效自然法则，因而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而《周礼》的核心就是“礼乐制度”，就是所谓的“尊尊、亲亲”，“尊尊、亲亲”的核心就是宗法制、世袭制，就是维护等级制度。

“以人法天”是什么意思？仿效自然法则。自然法则是什么？一切按照规矩来，不要违背天道。百姓要做顺民，百官要做顺臣，父母要慈爱，子女要孝顺，各阶层之间要讲究尊卑，要维持等级。奴隶主可以宰杀奴隶，但奴隶不要造奴隶主的反。

从春秋到战国，从三家分晋到田氏代齐，从管仲变革到商鞅变法，宗法制、世袭制逐渐没落，礼乐制度崩溃，代之而起的是霸王道，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天下第一，谁天下第一谁就是天地法则。我就是要灭你，你能奈我何？

诸侯国争霸兼并，彼此是竞争关系，那么君臣之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时代的君臣就是雇佣关系，君可以炒臣的“鱿鱼”，臣也可以炒君的“鱿鱼”。今天君臣合作愉快，大家你好我好，明天反目成仇，一拍两散。伍子胥可以灭自己的故国，鞭尸自己的旧君，可以说把“礼乐制度”践踏得一干二净。这个时代类似于当今的商场，公司之间互相竞争，而公司的职员都是雇佣而来，大家争的都是利。太史公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此社会，哪来的“礼乐”和“和平”？

礼乐制度崩溃，造成的恶果就是中土分裂，造成了春秋战国六百余年的战乱。中土人就在思考，为什么“礼乐制度”会崩溃？为什么尊尊亲亲会失败？为什么当年的“乐土”变成了今日的炼狱？

于是百家争鸣，诸子大贤纷纷著书立说，试图寻找一条“救世”之道，而师从《周礼》，重建“礼乐制度”，就成为“救世”的主流思想。原因很简单，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年的“乐土”是他们唯一的“经验”，唯一的“救世”之道。

当中土再一次面临统一的契机，但中土六百余年的战乱即将结束的时候，如何维持统一，如何维持和平，自然就成为所有人必须思考的问题，而理所当然的，“礼乐制度”成为他们最佳的选择。既然不能创新，既然不知道创新的东西能否维持统一和和平，那当然就“师古”，就选择曾经成功的经验。

“师古”和“从今”的思想碰撞太激烈，其中牵扯的利益太大，“师古”也罢，“从今”也罢，在利益面前，社会各阶层都要殊死搏斗。

这是时代的局限所决定的，秦王政避免不了，王翦也避免不了，诸子学说的代表人物同样避免不了。

唯独宝鼎不一样。宝鼎的传承是什么？三纲五常。三纲就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具体化就是五常，仁、义、礼、智、信。即便经过了近代百余年的“革命”，这种深入中土文明血液的传承依旧存在，存在于中土人的灵魂深处，即便你不承认也不行，它就是存在你的身心之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任何时刻，你一抬头，一思考，它就活生生的出现在你的面前。

所以说汉武帝伟大，但更伟大的是董仲舒，这位空前绝后的儒学大师造出了“君权神授”的理论，然后在此理论上造出了“三纲五常”。某个时代的中土人把孔圣人打入了地狱，其实这是一大冤屈，孔圣人的儒学和传承中土两千余年的儒学是一回事吗？该打入地狱的是董仲舒，而不是孔圣人。天上的孔圣人因此泪流满面。

宝鼎和这个时代的人，不，应该是和这个时代的贵族，和这个时代的诸子大贤们，其传承完全不一样，宝鼎无法从思想根源上理解他们，所以双方的所思所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宝鼎坚持中央集权，但要以封国制做为帝国高度中央集权制的过渡，而这个时代的贵族们想到的不是过渡，而是永远的分封，彻底的分封，这不仅仅关系到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还关系到中土的统一，中土的长治久安，更关系到能否实现他们心中的乐土。

从王翦对军权的争夺可以揣测到他对功勋的渴望，从他对功勋的渴望可以揣测到他对分封的强烈追求，由此可以推测到他们这些贵族对国策变革的实际态度和真实想法。假如王翦率庞大军队进入燕国，辅以宝鼎的国策变革制度，王翦是不是有可能挟武力而封国？

宝鼎由此更加坚定了自己对军权的控制。军队必须控制在我老嬴家的手里，否则国策一旦开始变革，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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