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博士集团遭到致命打击。

淳于越郁愤而死。伏生、羊子等博士惨遭禁锢。还有一些博士既不愿意供职于朝堂，又无法离开关中，无奈之下只好出走咸阳隐居山林，比如崔广、唐秉、吴实、周术等四位博士就带着一些弟子隐居于商山，后被人称为商山四皓。

短短时间内，大秦七十博士存者寥寥，始皇帝用来融合中土文化的博士参政制度名存实亡。

大秦本土研习的是法家学术，各级学府遵从的是“以吏为师”的教育制度，所以《焚书》令对大秦本土影响甚小，但在关东郡国却掀起了血雨腥风。

在激烈对决过程中，做为弱者一方的关东士人在生死存亡之刻也出现了分裂。

信奉变通之术者或者居心叵测者，马上向秦人“缴械投降”，先保住性命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性命保住，一切均有可为，而关东郡国的秦人当然不会赶尽杀绝，他们还需要这些关东士人的帮助以稳定地方和发展地方势力。

还有一部分关东士人则誓死抗争到底，不但不遵令焚书，还继续聚众叛乱。关东郡国的官长们当然不允许这些人与自己作对，损害到自己的利益，所以痛下杀手，坚决镇压。

中原、河北、山东、两淮和江东等地都出现了坑杀叛逆的血腥事件，尤其两淮的楚王公子昌和江东的吴王公子高，下令坑杀的叛逆都在万人以上，而受到连累的无辜民众多达几十万，其中就包括了不少名士大贤和他们的弟子门生。

按照始皇帝的要求，这些关东叛逆或被发配到北疆，或被流放至岭南，绝不允许继续留在关东为祸。

这场风暴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春天才逐渐平息，始皇帝和“集权”贵族集团以极其强硬的手段摧毁了传承数百年的儒家、道家等诸子学术，独尊法学，捍卫了“法治”，《韩非子》一书更是做为法家学术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为大秦继续行进在“法治”轨道上夯实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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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冬天，北部疆域无战事，匈奴人也没有攻击河西大月氏，而是忙于平定内部的叛乱。

攘外必先安内，匈奴人也不例外，这给了秦人实施“以夷制夷”策略的时间。秦人在西北疆暗中帮助大月氏加强防御实力，在东北疆则议和安抚东胡诸族，怂恿他们反击匈奴，而在代北等地，秦人借助边市回易，借助双方商贸的往来，以重利诱惑依附匈奴的楼烦、林胡、澹林等诸种部落，或暗中策反，或激化其内部矛盾以挑起争斗。

边塞战事的停息给北疆赢得了宝贵的休养生息时间，各边郡在有限的中央财政支持和蓼园一系的巨贾们的持续投入下，开始从恢复期缓慢转向发展期。

大秦本土郡县自实施“轻赋薄徭”之策两年多后，因为风调雨顺和局势稳定，再加上中央政策对本土国民的倾斜，导致本土国力的恢复速度大大加快。

太子扶苏和右丞相隗状在春耕之后返回咸阳，把巴蜀、荆宛和江南等地的粮食连获丰收，国民正在摆脱苦难的消息奏报于始皇帝，始皇帝欣慰万分。

关东地区的国力恢复速度不尽人意，一方面这和关东地区频繁动荡的局势有关，另一方面则和统一前后秦人对关东地区的疯狂掠夺有关，如今中央为了统一中土文化和稳定关东局势，又给了地方郡国更大的权力，而地方势力为了加快自身发展速度，果断加大了对关东民众的盘剥，这导致关东国力恢复的速度越来越慢。

同样是“与民休养、轻赋薄徭”的政策，但在不同的地区由不同的官员去执行，其结果却是截然不同。

始皇帝三十二年夏，天下郡县奏报，大秦本土形势一片大好，关东地区的形势正在好转，帝国似乎已经走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

然而，始皇帝和“集权”贵族集团却看到更大的危机正扑面而至。

关东郡国如愿以偿地扩大了自身的权力，占据了更多的财赋，而这些权力和财赋在帮助他们增加镇戍力量以保证地方稳定的同时，也增加了他们自身的实力。按照这样的局面发展下去，要不了几年，关东郡国的力量就强大了，如果他们联手，足以抗衡中央。

遏制和打击关东郡国力量发展的办法不是没有，但任何一个损害到他们利益的政策都会遭到强有力的抵制，这种对抗直接危及到了关东地区的稳定，危害到了帝国和平统一的局面，也影响和阻碍到了帝国国力的恢复，所以咸阳现在不能主动出击，只能维持目前的政策，先把大秦本土稳固起来，把中央权威建立起来，等到中央财政危机解决了，咸阳有了充足的财赋，再出手镇制。

这里面还有个前提，那就是北疆局势要始终保持稳定。

北疆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大秦本土的安危。如果匈奴人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优势，频繁入侵，那么中央必然要投入巨大财力进行南北战争。这个消耗非常庞大，仅仅依靠大秦本土的财力肯定不够，必须倾尽整个中土的财力，但关东郡国力量假如不予配合甚至与中央公开对抗，那咸阳就非常被动。

始皇帝和宝鼎在这段时间就这一问题反复商讨。

始皇帝认为，要想方设法拖延匈奴人入侵的步伐，给中央赢得足够的时间来解决“集权”和“分封”的矛盾，争取在南北战争完全爆发之前，完成“集权”和“分封”之间的过渡，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

宝鼎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大秦若想赢得南北战争，就必须中央集权，唯有中央集权，才能调动整个帝国的国力。目前形势下，中央和地方始终存在激烈矛盾，根本不可能齐心协力一致对外。

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地方势力巴不得匈奴人入侵，利用匈奴人来削弱中央，最终迫使中央放弃集权，分封诸侯。指望他们搁置争执，倾尽力量支持中央进行南北战争，那根本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始皇帝或许是因为年纪越来越大、精力和体力都越来越差的原因，他很焦虑，很着急，总是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中央集权，所以他对中央权威过份乐观了，而对关东地区的地方势力却严重低估。

李斯、周青臣、甘罗和赵高等“集权”贵族现在都站在始皇帝这一边，他们看到国内形势好转，马上就开始谋划新的策略试图遏制关东地方势力的发展。

宝鼎一边牵挂着北疆局势，一边又担心国内局势，而咸阳政局更需要他，为此他也是日理万机，殚精竭虑，竟然在京城不知不觉地待了一年时间。

宝鼎想去北疆看看，但始皇帝和李斯等人一门心思要加快“集权”步伐，如果他离开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必然要发生变化，甚至会产生新的危机，再度引起局势的动荡，这导致宝鼎左右为难，犹豫不决。

转眼到了秋天，这时候从代北传来一个噩耗，安平侯司马尚病危。

宝鼎再不犹豫，辞别始皇帝，日夜兼程赶赴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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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前，宝鼎把帝国的两位财政大臣和帝国的两位主掌工程建设的大臣请到了太傅府。

治粟内史卿甘罗、少府卿赵高、将作大匠公子庄和司空陈禄四位中枢大臣同时受邀，理所当然和北疆建设有关，由此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宝鼎此次去北疆，可能要重开北伐之议，国策在未来两年可能要做出重大调整。

“未来三年如果风调雨顺、局势稳定的话，中央财政能否摆脱危机？”宝鼎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甘罗和赵高给予了肯定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