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帝三十五年的秋天，凄风苦雨，绵延不绝。

关东形势急转直下，中原、河北、山东和两淮等地的郡国不待咸阳拿出决策便急速征发兵役，火速平叛。

现在武烈王公子宝鼎主掌朝政，始皇帝信任他，而朝中“集权”和“分封”两大政治势力在连番风暴的打击下已经严重削弱，更重要的是，十万蓝田大营镇戍军和二十万北疆镇戍军都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上，假如始皇帝和武烈王调派这些军队进入关东平叛，那惨遭镇压的不仅仅是关东叛逆，还包括关东地方势力。

关东各郡国既然稳定不了地方局势，又平定不了地方叛乱，留之何用？势必被咸阳大力整肃，后果不堪设想。

始皇帝果然动了以中央军东进平叛的心思，这一想法得到了太尉蒙武、御史大夫赵亥、驷车庶长公子腾、郎中令公子成、内史卿王贲、中尉卿李信的支持，但廷议上，武烈王公子宝鼎断然否决。治粟内史甘罗、少府卿赵高、大监军杨端和和中将军辛胜从中央财政和大秦本土安全出发，坚决支持宝鼎的决策。

始皇帝大为不解，廷议结束后，把宝鼎请进了宫内，与其商讨。

关东地方势力越来越肆无忌惮了，这次不待咸阳下旨，就发兵平叛，直接把中央的发兵权给夺了过去，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央再一味忍让，不但关东地方势力会得寸进尺，恐怕就连大秦本土郡县也要效仿了。

“就当前关东的局势来说，关东各郡国的这一做法无可非议，中央就应该给他们更大的权力，让他们能够在叛乱发生的第一时间进行镇压。”宝鼎不紧不慢地说道，“如果中央继续抓紧权力不放，事事掣肘，只会让关东局势越来越糟糕。”

“这个道理谁都清楚。”始皇帝说道，“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土统一了，统治关东的不再是诸侯国，而是我大秦人，如果中央不断放权，地方势力会迅速壮大，最终必然形成割据自立的混乱局面。”

“现在阻碍大秦稳定的敌人不是那些妄图割据自立的地方势力，而是关东人，是六国余孽。”宝鼎郑重其事地提醒道，“地方势力即便妄图割据自立，要分封诸侯，也不会急于求成，他们总要等到自身实力足以抗衡中央的情况下才会采取行动，但现在他们的实力够了吗？现在关东的局面允许他们割据自立吗？目前中央财政已经摆脱危机，大秦本土固若磐石，京畿大军实力强悍蓄势待发，而关东局势又动荡不安，假如地方势力要割据自立，必然陷入内忧外患腹背受敌的困境，试想他们能坚持多久？贸然割据岂不是自取败亡？”

始皇帝无法认同宝鼎的解释。

宝鼎的意思显然是想利用关东局势的混乱来遏制地方势力的发展，但关东各郡国与关东叛军的对抗固然可以遏制地方实力的发展，却也进一步混乱了关东局势。关东局势越乱，大秦的形势就越危急，未来不管是关东各郡国借助戡乱之便发展了自身实力，还是关东盗贼蜂拥而起叛乱演变成燎原之势，实际上最终遭到伤害的是关东庶民，是帝国国祚。所以，在始皇帝看来，不管是为了帝国自身利益，还是为了遏制关东地方势力，都应该在关东局势尚未严重到不可收拾之前，以雷霆之力平息叛乱，打击地方势力，继而让中央逐渐控制关东，实现更大程度的“集权”。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让关东郡国去平定叛乱，让两者去自相残杀，这一策略的确有可取之处，但关东局势一旦因此而失控，咸阳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重新稳定关东？”始皇帝质问宝鼎，“咸阳即便做了渔翁，也未必可以得利，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难道你视而不见？”

宝鼎望着忧形于色的始皇帝，目光中掠过一丝悲伤。

如果始皇帝的命运没有发生改变，那么他的生命最多还剩下两年时间，然后帝国的新皇帝登基，接下来历史轨迹将转向何方，宝鼎不知道，但他知道一点，帝国的新皇帝威信不足，而坐镇四方的几位封国王都拥有一定的实力，在“分封”贵族集团的推波助澜下，新皇帝和他的诸侯王兄弟们必然要发生激烈的冲突，帝国可能无法逃脱内战之祸，帝国也必然面临分裂之危。

正因为如此，宝鼎要为始皇帝驾崩后如何维持帝国的生存，如何确保帝国的和平统一而布局，所以他现在要不遗余力地稳固本土疆域，要竭尽全力蓄积财赋，要全力以赴镇戍京畿。至于关东，他无暇顾忌，他也没有能力去顾及。

这些话他不能如实告诉始皇帝，他只能想方设法阻止始皇帝破坏自己的布局。

“在绝对实力面前，一切都将土崩瓦解。”宝鼎说道，“再给我两年时间，两年后，大秦本土国力必将恢复到统一前的水平。当初我们凭借这样的国力吞并了六国，统一了中土，那么两年后，我们也可以凭借这样的国力横扫关东，把阻碍帝国和平统一的叛逆一扫而光。到了那一刻，还有谁能阻止中央集权的步伐？”

最后这句话击中了始皇帝的要害。为了能在有生之年实现中央集权，为了能让帝国在中央集权道路下万世传承，始皇帝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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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三十六年正朔，诏告关东各郡国，允许各郡国便宜行事，命令他们不惜代价以最快速度平定叛乱，恢复关东地区的稳定。

咸阳把平叛的重任交给了地方郡国，中央大军却戍守京畿要隘，没有任何出关的迹象。

地方郡国借机大肆扩张军队，而平叛的步伐却悄然停止。

养寇自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如果地方郡国把叛乱平定了，还有什么借口扩张军队？还拿什么理由把地方财赋据为己有？自身实力不发展，又如何稳定地方，对抗中央，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

年底“上计”，关东的山东、两淮和江东等地的郡国借口叛乱严重，道路受阻，连上计使都没有派出，好在河北、中原、江南和大秦本土各地郡国的上计使如期赶到咸阳，确保了今年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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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麃公、公孙豹病逝，再加上前几年病逝的司马锌、白览、桓齮等老将军，一批功高卓著的老秦将领先后辞世，老秦豪门贵族的权势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卫尉卿李瑶年老体衰，告老归乡。舞阳侯杨端和接替他出任卫尉一职。

始皇帝三十六年春，太尉蒙武突然中风失语，不得不请辞归家。

在丞相公子宝鼎的极力举荐下，内史卿王贲出任太尉一职，而公子婴代替王贲，出任内史卿一职，主掌京畿军政。

至此，帝国朝政基本上被宗室和老秦人所把持，关东系和熊氏、隗氏外戚逐渐淡出朝堂，由此带来的一个崭新局面就是“集权”贵族集团遭到极大的削弱，而“分封”贵族集团在中央的实力也急骤消减，代之而起的则是以武烈王公子宝鼎为首的以甘罗、赵高、章邯等寒门军功贵族为主体的坚持“集权”和“分封”共存政治理念的贵族集团。

这个贵族集团掌控了朝政，控制了大秦本土，控制了大秦军队，并在公子宝鼎的努力下，迅速构建了一道守护帝国的坚固“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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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三十六年夏，两淮再度发生水灾。

楚王公子昌联合两淮镇戍统率王昕以及陈、泗水、东海、九江等各郡太守联名奏请咸阳调拨钱粮予以赈济。

始皇帝要从关中和荆宛两地调粮赈济，但宝鼎极力劝阻，两人再度发生争执。好在这时候匈奴人突然攻伐河西，北疆局势再度紧张，在宝鼎的坚持下，始皇帝不得不采纳了宝鼎的建议，命令中原、山东和江东三地紧急调拨钱粮帮助两淮赈抚灾民。

始皇帝三十六年秋，因为赈济不力，饥民揭竿而起，暴乱骤起，席卷两淮，并迅速向中原、山东和江东等地蔓延。

这次暴乱范围广，规模大，危及到了各郡国自身的生存，迫使他们不得不全力以赴进行剿杀。

始皇帝和太尉王贲、御史大夫赵亥、驷车庶长公子腾等大臣再度建议调京畿大军进入关东戡乱。

丞相宝鼎断然否决。

现在河西局势非常危急，大月氏在匈奴人的疯狂攻击下，倾覆在即，相比起来，外患比内忧更严重。

为救援河西，宝鼎恳请始皇帝，即刻下诏征发北疆边郡十万壮勇，集结于代北，威胁阴山，陷匈奴人于腹背受敌之困境，迫使匈奴人撤兵河西。

考虑到整个中土局势，始皇帝还是向宝鼎做出了妥协，采纳了宝鼎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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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三十七年正朔。

叛军在两淮攻城拔寨，烧杀掳掠，关东局势异常紧张。

与此同时，北疆局势也紧张起来。匈奴人看到秦人在代北大量增兵，以为秦人要乘机出塞攻击，不得不撤出河西战场，转而与秦人对峙。

严冬时分，关东叛军在秦军的四面围剿下，死伤惨重，再加上天寒地冻、饥寒交迫，死者无数，饿殍遍野。

北军统率章邯冒雪出塞，与匈奴人谈判。章邯告诉左贤王，代北招募壮勇是为了应对国内动荡的局势，而不是为了攻打匈奴人，所以这一次纯属误会，请匈奴人不要做出错误的判断，以免双方兵戈相见大打出手。

匈奴人无奈，只能吞下这口恶气，维持双方的停战约定，再图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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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三十七年春，皇帝病倒。

宝鼎非常紧张，与太子扶苏日夜守护，但始皇帝的病情越来越重，宝鼎不得不面对现实，安排始皇帝的后事。

这时候，不要说王贲、公子腾、赵亥等中枢大臣，就连始皇帝都知道宝鼎为什么这两年弃关东于不顾，全力以赴稳固本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