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派遣的巡察团队坐乘五艘大船沿平虏渠而下。

水面上有游元等大小官僚们的私人亲卫仆役扈从左右，岸上有皇帝特遣的禁军骁果龙卫统警戒四周，防卫严密。

自巡察团队进入平虏渠之后，陆续有沿河县镇的官员、豪望前来拜见游元和崔逊。这些人都带有私人卫队或乡团、宗团武装，虽然人数不多，多者四五十，少者不过十几人，但贵在络绎不绝，两三天后竟也聚集了三四百人左右。

这些人也来拜访伽蓝，都是礼节性拜访。因为游元和崔逊的暗示，伽蓝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非常神秘的印象，个个言行谨慎。

依照游元和崔逊的介绍，伽蓝起自西北，年少时便追随裴世矩和薛世雄经略西土建下显赫功勋，赢得金狼头美誉，威震西土；皇帝钦点，命其率军从西北赶来加入禁军骁果，并亲授龙卫建制和番号，一日连升两级，恩宠至极。有皇帝、裴世矩和薛世雄这三座“大山”罩着伽蓝，其份量的轻重一目了然。

一般而言，禁兵和禁军军官都是贵族官僚子弟，这是常识。虽然年初皇帝下旨扩建禁军，组建骁果，但征募对象都是军中精锐，都是军户子弟，都是职业军人，所谓募民为骁果，那个“民”可不是指普通平民，而是特指军户，因为先帝改革军制，军户入民籍，所以才称之为“募民”，而职业军人的精锐都在各地鹰扬府，因此“募民”实际上就是从各地鹰扬府抽调精锐悍卒，所以此事只限于军中高中层军官知道，地方郡县官员却不甚了了，比如河北这些地方官员豪望，只能从旗幡器仗上辨认出龙卫统是禁军军队，于是也就下意识地认为这些禁兵都是贵族官僚子弟，对他们自是高看一等。

伽蓝和龙卫统的事，知情人不会透漏其中的秘密，只会推波助澜，让伽蓝和龙卫统更为神秘，更具威慑力，以有利于知情者从中借力，而那些不知情者懵懵懂懂，不知不觉就“上当中计”了。任何决策都离不开相关讯息，而讯息的不对称获取，从一开始便决定了胜负。

伽蓝命令龙卫统将士保持最高警戒，时刻处于备战状态，即便是深夜，也是三个旅轮流作息。

龙卫统将士在军官们的宣讲下，已经了解了河北形势，知道河北叛军活跃在运河一带，随着东征战斗即将打响，运河上粮草辎重的运输也将进入一个高潮，而这时正是叛军最佳攻击之刻，所以形势对龙卫统十分不利，南下是步步危机，步步惊心，随时都有可能把性命丢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江成之的第一旅久经锤炼，对此习以为常。布衣的第二旅和卢龙的第三旅大部分都是沙盗马贼，虽然习惯了刀头舔血的生活，但到了中土后，从邪恶的杀人如麻、恶贯满盈的“贼”，摇身一变，成了禁兵，做了官军，变成了正义使者，要抡起大刀去杀中土的“贼”，杀他们的同行，这种颠覆性的变化让他们一时间很难适应，再加上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未知事务的本能恐惧，使得他们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霾，这层阴霾让他们胆怯，压制了他们内心里的暴戾，言行举止变得谨小慎微，不要说大白天里纵马飞驰了，就连夜晚都恨不得睁着眼睛睡觉。

士气不旺，军心不稳，原因很多，伽蓝也解决不了，只能三令五申，要求西北人齐心协力抱成一团，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的兄弟，任何时候都不要背弃自己的袍泽，只有生死与共才能攻无不克。

毋须伽蓝协调，西北人之间的矛盾就大为减少，无论是西北军将士还是沙盗马贼，都主动放低姿态互帮互助，彼此间的关系大为改善，更令伽蓝高兴的是，西北人抓紧一切时间演练攻防战术，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形成最好的默契。

那些来自河西的马夫杂役们也在楚岳、魏飞、阳虎和沈仕鹏等西北狼的引导下，主动练习骑射。实际上骑射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关键还是让他们把自己的个人技能融入到战阵中并形成默契，这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个人技能，在战场上保住自己的性命。

龙卫统自成一体，上下齐心，军纪严明，军容整肃，一直在战乱和杀戮中成长起来的西北人所具备的诸多优点在这一刻全部展露出来，其武力之强悍，气势之彪悍，让河北人惊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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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芦位于永济渠和漳水河的交汇处，在河间郡境内，隔运河与渤海郡相望，是河北水路运输的重镇。

巡察使团到了长芦城。河间郡的郡府与河间郡南部诸县府的主要官员，还有渤海郡、平原郡北部县镇的主要官员，已经先期赶到长芦城，向游元和崔逊呈述地方行政和治安事务。同期赶到此地的还有一些地方豪望，各率几十人不等的乡团和宗团，名义上是配合地方县镇护卫渠道安全，实际上都是应大权贵大官僚的要求而来，至于目的是什么，不言而喻，大家都明白，心照不宣而已。

伽蓝没有进城，带着龙卫统驻扎于运河大堤上。此处是河北腹地，虽然放眼看去一片祥和，但渤海郡、平原郡都是盗贼横行之地，危险就在眼前，不敢有丝毫懈怠。

黄昏时分，崔逊突然出现了。他奉游元之命，请伽蓝去城中赴宴。

崔氏的身份过于尊贵，以他的尊贵身份，亲自赶到军营请伽蓝去城中赴宴，那伽蓝又是何等身份？崔逊此举，当即在长芦城中引起震动，河北人纷纷打听伽蓝的身份。不须游元和崔逊出面，两人的僚属侍从，还有那些一路跟来的河间郡北部县镇的豪望，就成了宣传伽蓝神秘身份的代言人。

傅端毅当然陪同前往，西行肯定要留守营寨，而薛德音根本不能在这种场合露面。

伽蓝与崔逊并辔而行。这再次引起了旁观者的震惊。这位禁军校尉竟然与崔逊并辔而行，而崔逊也没有不满之举，一路上竟与伽蓝言谈甚欢。太不可思议了，这人到底出自何家？能与崔氏并辔而行的，当今中土除了皇族，也只有王卢李郑等寥寥数家，难道这位禁军军官出自与崔氏并列的一流世家？

当今中土，以郡望堂号做为贵族的尊卑秩序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即便是皇帝、皇亲国戚和位于权力核心的中枢大臣，也必须遵守这个法则。以游元和崔逊来说，崔氏为尊，游氏为卑，虽然游元位至公爵，官至台阁大臣，年龄官阶声望都是崔逊所不能比拟，但就是这一个郡望的差距，游元在公开场合就不得不对崔逊恭敬有加，在座次上更是居其之后，如果并辔而行，理所当然要落后一个马头。同姓之间，则以堂号来分尊卑，本堂是尊，分堂就要看资历功绩了。这不是主动谦让的事，这代表了贵族间的尊卑，代表了权势，尊卑是不能乱的，权势是有大小的，所以崔逊不能让，游元也不敢争，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就会损害到家族利益，也会触及到整个贵族阶层的底线，必然遭到贵族们的一致谴责。

伽蓝不是不懂，但西土是个特殊的地方，在那个汉虏共处的民风彪悍之地，强者为尊，一切靠实力说话，你没有实力，哪怕你以前是突厥人的可汗，现在你也只能任人宰割，而中土的贵族一批批流配西陲，西土人对他们的印象就是懦弱和落魄，所以根本谈不上尊敬，只有鄙视。伽蓝在那种环境下长大，强者为尊的观念已经烙印在他的血脉里，他不会屈从于权势，更不会遵从什么尊卑法则，在他的心里，实力决定一切。中土的贵族为什么一批批流配西陲？还不是因为实力不济。而现在，他拥有足以自保的“假”实力，但若想在最短时间内把这种“假”实力转化为“真”实力，那就必须利用眼前的局势迅速壮大自己。

当然，他没有称霸中土的梦想，他最大的梦想就是与兄弟们一起回家，所以，他只想拥有自保的实力，只想尽快回家。既然他只想自保，只想回家，他也就没有必要委屈自己，向中土的贵族强权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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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你对裴氏了解多少？”

崔逊自从见到薛德音，知道伽蓝的一部分底细后，便改了口，一直亲热地呼他为“伽蓝”。

贵族官僚之间的称呼是很有讲究的，如何称呼，尤其私下场合之间，称呼上的亲疏，实际上就代表了彼此间的关系。以崔逊的身份地位，呼其为“伽蓝”，是一种很私人的称呼，代表了关系上的亲近。

崔逊初期呼“伽蓝”，是因为薛德音的关系，是一种示好的试探，后期因为伽蓝主动示好，透漏了重大机密，尤其是向崔氏的承诺，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裴世矩通过伽蓝这个“信使”向崔氏做出了合作的意向。只要崔氏愿意合作，伽蓝可以继续做为“信使”，到东都寻到裴弘策和樊子盖，传递裴世矩的合作意向和崔氏的合作条件，接下来，就是裴氏和崔氏之间的交易，与伽蓝无关了。

崔逊已经密书东都越王府长史崔赜和东都留守军武贲郎将崔宝德，征询他们的意见，能否与裴氏合作，他也不知道。

世家权贵之间的“厮杀”向来血腥，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现如今裴氏“蒸蒸日上”，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而崔氏急骤衰落，正是最危急时刻，假如裴氏在此刻“落井下石”，设下陷阱给崔氏以致命一击，那崔氏必定大伤元气。

很显然，崔逊在试探伽蓝，试图从伽蓝的只言片语中寻到一些他感兴趣的东西，只不过，崔逊这句话问得很不礼貌，不知用意何在。

伽蓝略略思索了片刻，不动声色地说道，“某一直在西北征战，从未离开过西土。”

伽蓝这句话说得很含蓄，我确实不了解裴氏，你若想试探我，白费劲，不过你若想告诉我什么，我倒是颇有兴趣。

崔逊看了他一眼，有些踌躇，似乎在考虑如何措辞。良久，他开口说道，“裴氏的崛起，就在中土统一之后。”

裴氏这些年之所以迅速崛起，尤其在中土统一后扶摇直上，与其特殊的地域位置有关系。

河东位置特殊，尤其拓跋氏魏国分裂为东西后，河东正好处在关中和山东的交界之处，成为东西魏国和其后代替它们的宇文氏北周和高氏齐国的必争之地。

东西两地几十年的战争，主要就在河东和河洛，不是在河东打，就是在河洛一带打，（河洛就是现在的河南西部地区，以洛阳为中心，东至郑州、中牟一线，西抵潼关、华阴，南以汝河、颍河上游的伏牛山脉，北跨黄河的河内地区即济源、焦作、沁阳一线为界。）所以河东和河洛世家，理所当然成为两地争相拉拢的对象，比如河东世家就有裴氏、柳氏、薛氏、张氏，河洛世家更多，有弘农杨氏、汝南袁氏、荥阳郑氏、河南元氏和韩氏，颍川陈氏、钟氏和庾氏，陈郡谢氏和殷氏等等。

所谓关陇贵族，是自拓跋氏魏国分裂为东西之后方才出现，其中包括关中和陇西的本土世家，河东世家，河洛世家，代北武川虏姓贵族，还有一部分是当年入关的山东世家。北周灭齐后，黄河流域统一，当年入关的山东世家当然回归本堂，比如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涿郡卢氏和太原王氏这四大中土一流世家，另外司马氏也是一样。

仔细看看先帝开国后和帝国统一后朝堂上主要官员的出身，不难发现出自河东、河洛的世家望族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很简单，当年支持先帝夺取北周国祚的主要贵族力量就是来自河东和河洛世家，这很大程度上归于世家望族的地域情节。

当年反对先帝篡夺国祚的是哪些人？尉迟迥是虏姓代北武川贵族，王谦出自太原王氏，司马消难出自河洛司马氏。司马氏虽然同出河洛，但河内一直在山东人的控制之下，司马氏一直都是山东方面的河洛世家。北周灭齐后，当年西逃入关的司马消难当然回归家族，回归山东，所以他有足够的理由与杨氏反目成仇。

先帝开国，因为世家贵族的支持而成功，由此也证明世家权贵的力量足以更换王朝，颠覆皇权，所以先帝“卸磨杀驴”，转而向世家权贵“开刀”，试图削弱世家权贵的实力，永保杨氏江山。如此一来，山东和江左的权贵集团固然遭到遏制和打击，关陇贵族也是一样，于是关陇贵族旋即陷入分裂，一部分支持先帝的改革，支持中央集权，支持皇权至上，一部分则坚决反对，而反对者当然遭到了打击，只不过，反对的力量要远远大于支持者，所以先帝的改革遭遇了巨大阻力，步伐一直很缓慢，甚至在其晚年出现了倒退。先帝在皇统上的摇摆不定乃至最后废黜太子，与其在改革上所遭遇的阻力有直接关系。

今上也是改革派，先帝最终选择今上继承皇统，与今上的治国理念与其一脉相承有着直接原因。山东和江左权贵们为了能东山再起，不得不改变生存方式，也就是改变治国理念，于是一部分锐意改革的山东和江左权贵赢得了今上的信任和器重。

山东和江左的世家权贵逐渐复出，受到损害的自然是关陇贵族，受到打击的也是关陇贵族，而这一方法与先帝利用关陇人打击关陇人相比，引发的矛盾更激烈，造成的影响更巨大，对帝国造成的伤害也难以估量。

关陇人本来正在不断分裂，权势不断削弱，而今上的策略却让关陇人不但停止了分裂，反而因为同仇敌忾之心，迅速联合结盟了。与此同时，山东和江左的世家权贵们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希望，在大方向上也更趋团结一致了。于是三大权贵集团的斗争愈发血腥，其剧烈“碰撞”对帝国造成的危害更大。

这时候，那些既得利益的世家权贵们，不得不正视现实，不得不想方设法化解这一危机，但不同的人对形势和危机有不同的解读，拿出的策略也是截然不同，有的要加大改革步伐，加大打击反对者的力度，有的则建议放缓改革步伐，向反对者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于是，直接掌控国策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陷入了纷争。

东征策略的出现，第一次东征的失败，乃至马不停蹄地开始第二次东征，就是源于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方向上的争论，以及他们与反对者“你死我活”的“厮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