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国策、律法、改制、中兴这些事，其实都是大臣们、是士人的事，自己一旦不慎，就会重蹈董卓的覆辙。想想董卓奏请天子设立古文经学博士、让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并列官学的事就知道了，所有罪名最后都是董卓的，改制不对，杀人更不对，反正都是董卓不对。如果这个改制由袁隗和大臣们来办，他们也要杀人，但他们杀人可能就是盖世功绩了。

自己主政了，执掌权柄了，但接着要干什么？要听这些士人的话，要成为这些士人手中的刀，要成为士人夺回相权的武器，要保护士人按照他们的梦想进行改制，重建一个崭新的大汉国，否则怎么样？否则他们就不支持我执掌权柄，言下之意就是要对付我，要告诉天下人，我就是第二个董卓，是大汉第二个最大的奸佞。

朝廷的大臣们和袁绍、韩馥有什么区别？大臣们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勤王，勤王之后还要逼迫天子退位禅让，这和袁绍现在要废黜天子重建皇统有什么区别？大臣们不惜大动干戈，不惜生灵涂炭，要杀袁绍、袁术、韩馥，要把所有阻碍中兴社稷的人都杀了，这和袁绍举兵讨董诛杀毋丘毅等四位大臣有什么区别？今天他们可以筹划征伐杀袁绍袁术等大臣，可以商量将来如何逼迫天子退位，明天他们也可以筹划杀我，甚至我死后，还把所有罪责一股脑儿推给我。

当真以为我是白痴啊。

打下洛阳后，自己背着中兴社稷的大任，被朝廷逼着南下打袁术、孙坚和孔伷，东上打袁绍、韩馥、刘岱等州郡大吏，接着还要去平定黄巾军，去关中勤王，打到最后我北疆大军还能剩下几个人？我要是不死那真是奇迹了。

从历史悠久、血腥残酷的皇权和相权、皇室和朝廷之间的权力斗争来看，朝廷不是自己待的地方，权柄也不是自己所能掌控的。血淋淋的事实太多了，眼前就有大将军何进和相国董卓两个活生生的例子。打下洛阳后，我还是立即把朝廷迁到洛阳，然后迅速从洛阳脱身，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性命，更是为了北疆的生存、北疆数百万百姓和十几万边军的生存。

你们想怎么干你们干去，我不掺和，我奉旨戍守北疆，我只要把北疆保住，大汉社稷就能留得一丝元气，我也算实现了对先帝的承诺。武人惹不过士人，难道还躲不起？不勤王就不勤王，只要当今天子还是九五之尊，只要他还活着，我也算没有背叛先帝，没有违抗先帝的遗诏。我就不信，凭你们这些人，难道还能把大汉社稷翻个底朝天？

李玮刚才要我慎重又慎重，显然也是话里有话。

李弘考虑再三，摇摇头，“当务之急是拯救社稷，尽快稳定社稷，而不是急于商定中兴社稷之策。”

赵岐非常失望，仰天长叹。

李玮一脸肃穆，眼里悄悄闪过一丝喜悦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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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拒绝执掌权柄。

为了确保大军击败董卓，占据洛阳，早日西上长安勤王，李弘极力劝谏长公主和朝中大臣们不要解散朝廷，还是以冀州牧韩馥代理太傅府暂理国事，渤海郡太守袁绍领监御史，自己率军征伐为上上之策。

现在袁绍在河内惨败，三路夹攻中路取胜之策被迫取消，只有两路夹攻了，但当前的问题不是大军能不能攻占洛阳的事，而是大军能不能得到冀州粮饷支持的事。

袁绍大败，实力剧减，黑山黄巾军肯定要趁机下山，再度南下攻击兖州，力图和青州黄巾军会合。同样因为这场惨败，激化了袁绍和韩馥之间的矛盾，袁绍为了生存，迫不及待要拿下冀州军政，以确保自己的实力，捍卫自己在讨董联盟中的盟主地位。袁绍现在只有巩固了自己的权势，才能确保袁阀的生存和袁阀在未来朝廷中的绝对权威。冀州要大乱了，大乱的时间和速度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料。

冀州大乱后，韩馥面临晋阳朝廷、袁绍和州郡大吏、黄巾军各方面的压力，他势必要使出浑身解数为自己和冀州争取一条活路，所以他会用各种借口拒绝向北疆大军供应粮饷。事实上，韩馥四面楚歌，自身难保，也的确没有余力再帮助北疆军攻打洛阳了。

朝廷现在不能蓄意挑起韩馥和袁绍之间的内斗，相反，要极力压制两人，最起码要在大军攻占洛阳之前，确保韩馥冀州牧的地位，不能让冀州大乱。

李弘忠诚为国、不贪权柄的举动远远出乎大臣们的预料，这极大的鼓舞了大臣们中兴社稷的信心。

在随后的朝议上，长公主因为身体不适，提前回府了。李弘随即当着张温、卢植等大臣们的面，明确表态支持朝廷改制，遵从朝廷的旨意，但因为自己的确不谙朝政，对朝廷改制没有任何助益，所以还是明智一点，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骠骑大将军。李弘说，武人就该干武人的事，应该戍守边疆拱卫社稷，不能干涉国政。董卓就是个现成的例子，他也想社稷稳定，大汉富强，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祸国殃民之路。我要吸取教训，不能害人害己害社稷。我曾经答应先帝，愿意一辈子为大汉戍守边疆，我今天还是这句话，我尊奉天子，尊奉朝廷，忠诚于大汉国，戍守于北疆边塞，若有违此誓，天诛地灭。

李弘的态度非常诚恳、坚决，不管李弘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这一刻，李弘赢得了大臣们的感激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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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弘让出权柄和河内袁绍的大败，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廷需要立即修正拯救社稷之策。

第二天，长公主府、太傅府和骠骑大将军府的主要大吏合议。

长公主府和太傅府拿出的策略基本上没改动，修改处不过就是暂时安抚韩馥和袁绍等诸多州郡大吏，以便给攻打洛阳争取足够的时间。

骠骑大将军府提出的策略却和过去有很大区别，改动较多。

骠骑大将军提出，为了尽快稳定社稷，打下洛阳后，朝廷应该一面继续攻打长安做出勤王姿态，表面朝廷勤王的决心，一面大力安抚各地州郡，拜封州郡大吏入京为官，共同商议改制之策。李弘认为改制之策必须要得到各地州郡的同意和参与，否则很难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顺利实施。

这样一来，我们就剩下平定黄巾叛乱和讨董两件战事。北疆大军负责勤王讨董，各地州郡的郡国兵负责平定黄巾叛乱，如此两到三年内即可彻底稳定社稷。

李弘这个总体策略看上去非常好，利国利民，但仔细一想，却不难发现李弘这个策略不但有保存实力的嫌疑，更有割据称霸、牺牲朝廷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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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故意避开了朝廷和韩馥、袁绍等讨董联盟之间的根本分歧，他以求同存异为由，把继续拥戴当今天子还是重建皇统这个最敏感的问题抛到一边不提了。双方既然同殿为臣，李弘自然不用出兵攻打韩馥、袁绍、袁术等所谓的“大汉叛逆”了。

另外，由于朝廷在改制成功之前不想勤王，讨董只是虚张声势，所以此时最重要最紧迫的战事应该是平定黄巾军的叛乱，但李弘死死抓住勤王不放，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立即西上讨董勤王，李弘的真正目的很明显，北疆大军既然以勤王为主，当然就不用到各地去平叛了。

不过，李弘还是主动承担了一个地方的平叛重任，那就是冀州。让大臣们感到不安的是，李弘提出的平叛策略不是武力征伐，而是武力招抚，他要招抚黄巾军，要安置流民屯田。李弘据此为由，再一次向朝廷提出了十年之约，他要主动承担北疆、幽州和冀州的屯田重任。这十年内，他不要朝廷一个钱，仅仅依靠三州的财赋，他就可以把三州的屯田顺利完成，可以把各地的流民全部安置，还可以年年向朝廷上缴可观的赋税。李弘的言下之意，是向朝廷要三州的军政大权。

李弘为什么敢向朝廷要三州的军政大权？大臣们突然意识到李弘抓住了朝廷的命脉，那就是改制。

改制最需要的是社稷的稳定、州郡的支持，现在李弘有强悍的军队保障社稷的稳定，有三州军政大权保证朝廷改制的实施，有了李弘的绝对支持，不亚于告诉天下，这改制至少已经成功了一半，但如果李弘不支持，或者占据冀州的韩馥和袁绍迟迟不愿进京，再或者冀州大乱数年不止，这改制不要说实施，就连改制之策能否最终议定都成问题。

李弘摸准了朝廷的命脉，不怕朝廷不答应他的要求，而大臣们却感到了深深的不安。李弘远离京都，势力庞大，将来如果他图谋不轨，或者受天子征召，突然调转矛头，说自己这帮力主改制的大臣都是大汉奸佞，那改制可就彻底失败了。

如今看来，改制成功了，李弘一定是社稷振兴的功臣，但如果改制失败了，他也一定是挽救社稷的功臣。李弘轻轻地退了一步，然后牢牢地控制了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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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温、卢植等大臣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李弘。

谁能想到，李弘拒绝执掌权柄的背后，竟然是李弘权势的继续膨胀、北疆的迅速雄起和大汉社稷的巨大忧患。

这位当年单枪匹马从鲜卑一路杀回来的悍将，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尤其是这一年多来在各方势力之间的摸爬滚打，已经逐渐成熟了，不再是当年那个只会打仗的白痴了。现在的李弘真的是一头豹子，一头狡诈凶狠的豹子。

李弘是一头豹子，不是一头猛虎，豹子的可怕在于他无限度的忍耐，忍耐到最后可能就是割据的事实。现在北疆困难，李弘次次让步，但不久之后，随着李弘的每一次胜利，朝廷就要次次让步，李弘的权势会越来越大，一旦割据成为事实，其他州郡势必会群起而仿效。将来天子和朝廷势弱，朝廷无论怎样改制，社稷都将陷入深重的危机。

朝廷要振兴社稷，不得不倚仗李弘的武力，但正因为朝廷需要倚仗李弘的武力，李弘随即掌控了主动权，他要什么，朝廷就得给什么。反观董卓，他掌控了权柄，凌驾于天子和朝廷之上，结果他陷入了极度的被动。他虽然得到了所有的东西，但旋即也失去了所有的东西。

这就是豹子和老虎的区别。董卓就象一头老虎，急不可耐地冲出来咬住了猎物，但随即就被猎物反咬一口，两败俱伤。猎物没有吃到嘴，反而被猎物咬得奄奄一息。李弘就象一头豹子，静静地趴在隐蔽处，耐心的等待着一击而中的机会，没有机会，猎物即使扬长而去，他也一动不动。

一年多来，李弘用他的忍耐给北疆争取了缓解危机的时间，用他的忍耐缓解了京畿危机，同时也用他的忍耐迎来了社稷振兴的希望，现在，该轮到朝廷回报他的时候了。

张温和卢植等大臣夜不能寐，绞尽脑汁思考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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