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八日，凌晨，栎阳。

长公主没有召见周忠和李玮。刘放传旨，两位大人到驿馆休息，静候圣旨。

正如事前所料，长安的大臣们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张燕的胁迫，和张燕联手夺取长公主的权柄。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十四年前的洛阳兵变。当年董卓进京后，太傅袁隗和朝中大臣们也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帮助董卓夺取了何太后的权柄，废黜了少帝，重建了皇统，当时的尚书令士孙瑞甚至还借助《春秋》经义为废黜少帝作了一番辩解。

十四年后，这一幕再次重演，朝堂上的武人和士人再次联手，这是不是意味着长公主命在旦夕，大汉社稷将再次遭受浩劫？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大将军了。当年何进被奸阉杀了，太傅袁隗以毫厘之差丧失了北军控制权，结果董卓进京，局势再不可挽救。今天呢？今天张燕同样控制了北军，但侥幸的是，大将军征伐在外，大将军手上还有最强悍的胡族铁骑，大将军还有挽救局势的可能。

丞相蔡邕病倒了，他强自支撑着身体，继续守护在长公主身边。虽然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岌岌可危，但他不愿放弃，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很多心愿没有完成。他看完周忠和李玮送来的奏章后，沉默了很久。

朝廷现在要做的事，也是自己一直想做的事。对于社稷的中兴大业来说，当务之急是限制长公主的权柄，最大程度地削减大将军手中的兵权，为小天子顺利主政打下基础。不出意外的话，六年后小天子就要主政，而这六年时间，将是决定大汉命运最关键的六年。此次长安爆发兵变危机的根源，其实就是因为外朝急于削减大将军的兵权，想把大将军对社稷的威胁，对小天子主政的威胁降到最低，然而，事与愿违，大将军走了，北疆武人马上举起了屠刀。

北疆武人是军功阶层，是朝堂上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现在成了阻碍大汉中兴的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这道障碍如果不能妥善处置，不能让他们迅速融进朝堂，后果不堪设想。

自己一直试图把军功阶层拒于朝堂之外，但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失败了。虽然军功阶层中的很多人都出身于黄巾，但他们现在是大汉的臣子，朝廷要正视他们的功勋，要把他们手里的力量转化为稳定社稷的力量。在如今对抗已经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在军功阶层要求进入朝廷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在他们已经用战刀打开了朝堂大门的情况下，朝廷不管是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是投降也好，是因势利导也好，都要敞开胸怀接纳他们了。

大将军和军功阶层是一体的，两者之间的利益密不可分，这一点朝廷有清醒的认识，不过朝廷一厢情愿地认为把大将军的问题解决了，军功阶层的问题也就解决了，现在看来这个理解大错特错。大将军是大将军，军功阶层是军功阶层，两者之间的利益虽然密不可分，但的的确确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利益群体。大将军不能代表整个军功阶层，大将军的个人利益更不能代替军功阶层的整体利益。

长公主和朝廷在这一点上完全理解错了，接着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制定了错误的策略，以致于引爆了一场危机。

错误需要人承认，引爆危机的责任需要人承担，自己是丞相，当然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不过，让自己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和朝中部分大臣为这个错误付出巨大代价还是值得的，因为太傅杨彪、太尉荀攸和大司农李玮等大臣马上意识到了危机爆发的根由，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修正了朝廷的策略，并拿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对策。

让武人入朝，和武人共理朝政。利用武人的力量，重新制衡皇权和相权，并迅速限制长公主的权柄，削减大将军的权力，确保将来小天子能顺利主政，确保中兴大业能继续稳定推进。

自己要离开朝堂了，活在世上的日子也不远了，在最后的这段岁月里，无论如何也要为社稷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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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公主非常愤怒，她拒绝修改官制，拒绝削减中书监的权力，拒绝实行顾命制。

“传旨周忠、李玮两位大人，请他们回长安去，我不会召见他们。”

蔡邕、筱岚、刘放、孙资、黄岳五位大臣都没动。

长公主气得面孔通红，泪水情不自禁地滚了下来，“怎么？你们也想把我囚禁深宫吗？”

“殿下，请你冷静一点。”蔡邕劝道。

“我还不够冷静吗？”长公主尖声叫道，“如果任由他们为所欲为，这大汉的社稷就要毁在他们手上。我不会答应他们，绝不会。你们都退下去，此事就这么定了，无需再议。”

蔡邕没有走，长公主也没有赶他走。等到筱岚他们都离开后，长公主走到蔡邕身边，象孩子一样贴在蔡邕的背上，搂着蔡邕的脖子，无声哭泣。

“父皇好狠心，他把我赶出了洛阳，他把一个奄奄一息的社稷交给了我，我该怎么办？”

“殿下，你还记得先帝的遗诏吗？”蔡邕低声说道，“承担挽救社稷之责的不仅仅是你，还有大将军。”

“大将军……大将军比父皇还狠心，我好恨他……”长公主的声音颤抖起来，“我叫他暂缓打洛阳，他就把陛下带到了洛阳，威胁我。我削他兵权，他就一走了之，故意逼着他的部下发动兵变。现在他还要杀我，他竟然要杀我……”

蔡邕长叹，“殿下，你想错了。你看看现在的形势，大将军的处境比你还艰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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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在渭桥遇刺是事实，张燕带着天子避难于北军大营也是事实，但北军出动了吗？张燕发动兵变了吗？没有。张燕到目前为止还是保护天子的功臣，他没有任何违律的事实。

张燕的手段非常高明，他做出了发动兵变的态势，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了兵变爆发的危机，不得不立即做出应对，于是长安事实上形成了兵变之局，但这时长安其实根本没有兵变，只不过形势上处于一触即发的险境而已。此刻张燕有罪吗？有证明张燕谋逆的证据吗？没有。

相反，何风拿着大将军的手令火急火燎地跑到了栎阳。保护殿下，确保殿下的安全，这是应对兵变的上上之策，但这时长安有兵变吗？没有。于是，何风这支军队的出动就构成了长安兵变，何风成了长安兵变的罪魁祸首。虽然何风军队的出动，暂时化解了长安一触即发的险境，给朝廷迅速做出应对赢取了时间，但他在北军没有出动的情况下，在长安事实上没有爆发兵变的情况下，擅自出兵奔赴栎阳，这本身就是兵变。

长公主可以承认这道手令的效力，即使长安没有兵变，你也可以说是一次正常调动，但问题是，此刻形势变了，此刻北军有充足的理由出动了，不管你是否承认何风出兵合法，张燕都可以不承认，他都可以出兵，他的兵变变成了平叛，他的功勋更大了。此刻张燕有罪吗？有证明张燕谋逆的证据吗？没有。有罪的是何风，以及给何风手令的大将军。

何风的军队到了栎阳，朝廷蓦然发现形势不但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危机。朝廷非常被动，为了阻止张燕以平叛的名义出兵，为了防止社稷遭受败亡之祸，他们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和张燕坐下来好好谈谈。

这和当年董卓进京，太傅袁隗不得不和董卓坐下来商谈国事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太傅换成了杨彪，而威胁社稷的是张燕而已。

张燕为什么要发动兵变？原因很简单，大将军放弃了他们，拍拍屁股走路了，不管他们死活了。他们怎么办？军功阶层如何生存？他们要入朝为卿，要参与国政，但这还不能保证他们的生存。

长安第二次兵变，司徒王允对武人采取了排斥和杀戮的方式，这告诉他们一个道理，要想保证生存就要掌握更大的权柄。但问题又来了。长安第三次兵变，李傕、郭汜之乱，又告诉了他们一个道理，如果武人主掌权柄，完全排斥士人，会败亡得更快。前人失败的教训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那么今日军功阶层用什么办法，才能既保全社稷，又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

办法也很简单，以损失天子和长公主的利益为代价，最大程度地满足武人和士人的利益。

现在的形势正好可以做到这一点，于是武人和士人坐到了一起，商量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要想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有个前提，那就是社稷必须越来越稳定，以便确保长治久安，国力必须迅速恢复，以便确保财赋越来越充足，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朝堂要稳定。当他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价还价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巨大的恐惧，那就是双方没有信任。

当年洛阳兵变和长安第一次兵变，同样告诉武人和士人们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合作，要互相信任，最起码在社稷没有彻底稳定之前要尽可能齐心协力。这个道理来之不易，是用大汉十四年的灾难、是用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双方如何取得信任？不可能，双方不可能取得信任。

洛阳兵变，长安三次兵变，血淋淋的事实，谁敢信任对方？这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互相制衡，以互相间的权力平衡来代替信任，于是天子、长公主和大将军就进入了制衡之局。

制衡之局的关键是官制，但今日朝廷的官制是个畸形官制，大将军手中的兵权被独立出来了，因此要想实现制衡，首要之务是修改官制，而要修改官制，首要之务是削减大将军的兵权。

大将军手中的兵权太难动了。今天长安爆发的危机，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此爆发。他们和我们一样，在如何削减大将军兵权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困境。

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代表武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兵权本来就是和武人联系在一起，只要军功阶层出面，削减大将军的兵权随即不再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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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制造了一场兵变的态势，逼得何风带着军队赶到了栎阳。这件事引出了一连串问题。

大将军明里放弃兵权，掉头走人，暗中却留下调兵密令，说明大将军已经预料到军功阶层要发动兵变。他掉头走人是逼迫军功阶层为他守住兵权，留下密令是控制局势，等自己回来挽救局势。也就是说，上至天子、长公主，下至朝堂各方势力，都可能会成为大将军保住兵权的牺牲品，军功阶层也不例外。

张燕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牺牲品，但从黄巾系目前在军中的实力来看，黄巾系将领极有可能成为大将军血洗的对象，于是他断然决定，和大将军决裂，帮助朝廷削减大将军的兵权，从而确保黄巾系将领的利益。

太傅杨彪、太尉荀攸、大司农李玮等人当然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即合，于是这份官制修改方案就出来了。兵权由天子、大司马、太尉和大将军各领一部，大将军率军征伐，仅拥有战场指挥权。

武人的分裂，军功阶层的分裂，终于让朝廷削减大将军兵权的心愿变成了事实。

大将军回来后，会不会答应？不答应，武人和士人就会联手对付他，朝廷就会一致认定他是长安兵变的策划者。大将军难道要和整个朝廷为敌吗？不会，他不会和朝廷为敌，更不会把何风和一万将士置于死地。还有更厉害的，现在天子在北军大营，长公主在栎阳，这两地都有大量的黄巾系将领，只要张燕一声令下，大家鱼死网破，全完了。大将军只能答应，虽然他在军中具有绝对的权威，但张燕过去毕竟是黄巾军大帅，他手下的忠诚之士非常多，大将军没有把握控制全局。

如果让大将军在这种形势下交出大部分兵权，可能会激怒大将军，大将军愤怒了，后果大家都清楚。为了确保社稷的安全，为了确保大将军的利益不受损失，为了能够让他非常愉快地交出大部分兵权，朝廷只有损害天子和长公主的利益。

但天子和长公主如果完全失去了权柄，其后果更严重。洛阳兵变、长安三次兵变，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皇权沦丧。这些年，长公主、大将军和朝廷都在想方设法重建皇权的威仪，如果此次皇权遭到了严重削弱，不但长公主不会答应，恐怕大将军回来后马上就要挥起屠刀。

于是，顾命之制出现了。在天子年幼时，由顾命大臣辅弼天子，自周就开始了，但顾命制实行一千多年来，其弊端很可怕，那就是顾命大臣篡逆，干脆推翻小皇帝取而代之。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后宫辅政开始取代顾命制，由此引出了外戚之祸和宦官之祸。本朝自高祖皇帝后，也是后宫辅政。孝武皇帝年轻时，饱受窦太后的挚肘，对此深恶痛绝，于是死前诛杀后宫，托孤于四大臣，但此后不再。光武皇帝中兴后，吸取了外戚王莽祸国的教训，严禁后宫外戚干政，但因为皇统屡出问题，这道律令随即被丢到了一边。

现在，朝廷再次提出顾命制，是有长远考虑的。

六年后，小天子就要主政了，为了防止长公主持续把持权柄，需要末雨绸缪逐步削减长公主的权柄，而最好的办法无疑就是后宫制和顾命制并用，由长公主和顾命大臣一起辅弼天子，顺利完成权力的移交。

这个办法，显然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除了长公主，而长公主的顾虑是什么，就是皇权和相权的严重失衡，就是顾命大臣的人选。

当今朝堂上，大将军权势最大，即使把他的兵权削减了，也无损于他的强悍实力。军功阶层过去都是大将军的属下，现在的分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大将军故意造成的，为的是让他们离开自己的羽翼独立生存。军功阶层强大了，对大将军有益无害，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强悍的人物成为顾命大臣，而且是在皇权和相权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谁都会寝食不安，睡觉都不敢闭眼睛。

朝廷为了打消长公主的顾虑，一口气设了六位顾命大臣，这满足了朝堂各方利益的要求，同时也极大地削弱和制约了大将军的权力。

那么，大将军会不会很愉快地接受这个方案？答案是肯定的。

从此次危机的结果来看，长公主损失惨重，不过对六年后小天子主政有一定的帮助。大将军损失了部分兵权，过去他就兼领尚书事处理国事，顾命大臣这个身份对他在国策上的影响并没有什么助益。

外朝拿回了所有的相权，外朝有六位顾命大臣辅弼天子，参予国政的决策，拿到了一部分皇权，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但是，如果军功阶层大量涌进朝堂后，你再仔细研究一下外朝大臣的构成，不难发现北疆人控制了外朝，北疆的士人和武人在这场危机中得到了最大的利益，换一句话说，大将军的权势不是削弱了，而是剧烈膨胀了。

所以，大将军将会非常愉快地接受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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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军既然愉快地接受这个方案，权势极度膨胀，他的处境还艰难吗？”长公主坐在蔡邕身边，苦笑道，“大将军吸取了当年董卓败亡的教训，把武人推上了朝堂，现在北疆人完全控制了朝政，避免了重蹈董卓败亡的覆辙，他还有什么艰难的？”

“殿下，大将军虽然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方案，但他内心的惶恐，恐怕比当年的董卓更加不堪。”蔡邕叹道，“你想想，六年后，他的权势该有多大？他如何把军队交给天子？如何把手里的权力交给天子？虽然大将军正在竭尽全力扶持天子，但六年后，天子不过十三岁，他能有多大的威信？能有多大的功勋？天子敢收下大将军的权力和军队吗？大将军又敢把权力和军队交给天子吗？”

“你再想想，朝堂上最寻常的事是什么？权势之争。北疆人把持了朝政，北疆人高居公卿之位，他们还能齐心协力吗？北疆的士人和武人已经分裂，此次北疆武人的分裂也已成了事实，这么多势力同时冲进朝堂，怎能不天翻地覆？谁能镇制他们？只有大将军，但平叛大战迫在眉睫，征伐之事将接踵而至，大将军哪有时间待在朝堂上稳定朝局？朝堂上乱了，而大将军再也无力举起战刀了，因为朝堂上几乎所有的势力都是北疆人，都是追随他征战天下的兄弟，他还能象过去一样肆意杀戮吗？他做不到，但他又不能让这些人自相残杀，他该怎么办？任由中兴大业就此败亡？”

长公主霍然惊醒，恐惧霎时掠过了她的全身。

“如果他没有离开长安，此次长安兵变没有发生，六年后的危机或许还有解决之道，但我们逼得太厉害了，他一气之下甩手走了，以致于造成了今天的死局、将来的灾难。臣有责任啊，难辞其咎。”

蔡邕忧心忡忡，仰天长叹，“当年，太傅袁隗大人策略错误，结果导致天下大乱；三年后，司徒王允大人犯了同样的错误，结果彻底葬送了社稷，把社稷推进了倾覆的深渊；十一年后，我竟然再次犯了和他们同样的错误，结果让中兴大业陷入了深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