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亦随后到达（罗瑞卿生病，聂荣臻代政委之职）。

5月20日，中革军委电令发给第1、第3、第5、第9军团等全军指战员的第一道中革军委电令，全军走大路，在大树堡渡江。

5月20日晚，林彪发给先遣第1团指挥员杨得志、黎林的电令，要其迅速查清大小道路的各类情况，以定次日行程、路线，并为渡河做好准备。

刘伯承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赶到泸沽后，立即听取了红军侦察组关于北进大渡河两个方向的里程、敌情、居民和给养情况的汇报，又接见了中共地方组织派去与红军联络的人员。

地方党的同志汇报的情况，对于进一步摸清前面两个方向的敌情、道路有很大帮助。

当时，在大渡河布防阻截红军的敌军有：川军第24军第4旅守泸定至安顺场一线；第5旅守安顺场至富林（大渡河北岸，是时为汉源县之一集镇）一线；川军第21军王泽浚旅增援富林即日可达；在通往雅安的大道沿线，驻有刘湘的重兵。

刘司令员判断，敌人显然是认定红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

正如重庆5月17日专电说：“由大渡河上溯至富林驿大树堡，北可通汉源，南可达越窝，形势上，是可控制雅安、宁属各县。”

而把那里作为防守的重点，红军走那里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

据此，先遣队刘聂电报中革军委，建议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至安顺场的小路，让左权、刘亚楼率第5团走越嶲佯动，迷惑敌人。

当时中革军委在行军途中未联系上。但是时不我待，应尽快作出决断。

先遣队指挥员商量，当机立断，决定先遣第1团先开冕宁，先遣第2团开越嶲佯动，并决定于当日晚起程——作出在泸沽改道分兵，并提前行军的决定。

5月20日，“晚上9点钟的时候，集合号吹起来，在历史上有过不少战绩的红一团，在指挥员率领下，一队队在月光下集合了。”（摘自文彬日记《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以下简称文彬《日记》）。

中共冕宁地方组织派去与红军联系的进步青年李发明、向德纶为红军尖兵向导，次日凌晨到达冕宁县城。

5月21日上午，中革军委尚未收到先遣队的《侦察报告》，仍电令走越嶲大路。

电令对从大路进军经越嶲有敌无敌作出具体布置，特别强调夺取渡河点。

5月21日下午，先遣队同中革军委联系上，先遣队立即以刘聂名义将《侦察报告》上报中革军委。

中革军委收到《侦察报告》后，同意先遣队刘聂的建议，红军主力改经冕宁，向安顺场北进。

是日18时，中革军委再向全军电令部署任务。

中革军委改道电令发出时，先遣第1团已从泸沽北进两站路（120里），达冕宁县城北之大桥场；先遣第2团（第5团）从大路逾小相岭探明越嶲之敌。

电令通报全军，据新情况布置全军任务：以主力依第1、第5军团、军委纵队、第3军团顺序改经冕宁、大桥、拖乌、筲箕湾、擦罗向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北进；而以第5团续经越嶲北进，吸引迷惑并钳制大道正面之敌。主力改道北进安顺场，分兵越嶲声东击西。

中央红军泸沽改道分兵，选择到相对来说敌人兵力单薄的安顺场渡大渡河，使渡河成功，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的妄想。

地方党组织为红军先遣部队汇报敌情、路径、党组织及民情等情报，是先遣队指挥员作出改道决策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