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的牺牲，确如毛主席所说是“出于意外”。不过看似偶然的这一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当时红军干部的指挥特点。

综观红军时期的各次战斗，指挥员和党员牺牲率非常高。那时部队中共产党员的比例不足三分之一，多数战斗的牺牲者中却有一半以上是党员。

正因为这些群众领袖在战斗中也是先锋，才能解释为什么群众能跟随他们一往无前！

刘志丹从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后便苦心经营，为创建根据地奋斗了七年之久。

1929年，他到陕甘边界的桥山，见当地是“三不管”的地方，一些土匪搞几支枪就能在此割据一座山头，便动员陕西省委的党员说：

“连土匪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以在这里闹革命呢？”

翌年夏天，他拉起一支200人的队伍上了永宁山。当地民谣传唱：“刘志丹练兵石峁湾，要把世事颠倒颠。”

不久，在敌军“围剿”中，队伍被打散，刘志丹也被关进监狱，党组织通过疏通杨虎城的关系，他才得以释放。

此后，他又三次拉起队伍，三次被打散。

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只千余人）南下，在蓝田几乎全部覆没，刘志丹带着剩下的十余人在深山老峪中转了两个月。

突围时多数人牺牲，他一个人脱险后也从一个高崖摔下，负了重伤。在几天无食又无法行走的垂危关头，幸亏遇到一个失散的战士，才把他扶下山。

刘志丹在地下党的照顾下伤刚好，便要返回陕北。他化装成货郎，在挑子的上层放货，下层放驳壳枪。他不仅返回了陕北，还靠那几支驳壳枪再次打开了局面。

在陕北的斗争中，刘志丹长年奔走在四季只能披身老羊皮、连内衣都没有的穷苦百姓中间，自己穿的也是粗布衣和草鞋。

大家都用“咱们的老刘”称呼他。他牺牲时的遗物，只有几份党内文件和六支缴获来的香烟。

刘志丹长期在军阀部队中开展兵运，在民团和土匪的夹缝中创建根据地又需要利用矛盾，难免要经常同各色人物打交道。

某些极“左”的人便一再攻击他“右倾”，甚至听信诬告，认为他“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

1935年秋，红二十五军到陕北后，主管肃反的保卫局长下命令给十五军团部其他人，让他们把刘志丹逮捕后押送瓦窑堡。

送信的通讯员不认识刘志丹，恰好把命令送到他本人手里。

此时，陕北红军、地方游击队以及当地群众对刘志丹都非常爱戴，他本人却为避免引发红军内部冲突，毅然对那个通讯员讲：“你把信送到军团部，我自己去瓦窑堡了。”

刘志丹主动来到瓦窑堡后，极“左”的保卫局长竟称他“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使党对其信任”，仍把他和一批陕北干部关押起来。

半个月后，毛主席所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得知当地正进行错误的“肃反”，马上下令“刀下留人”。

周恩来亲自审查并辨清这一冤案后，当面怒斥那个保卫局长：“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没有才好。”

中央马上决定释放刘志丹等人，并把那个保卫局长撤职，给予“最后警告处分”。

刘志丹出狱后，告诫因刚挨过整而情绪激愤的陕北干部——“过去了的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以大局为重，还是团结对敌。

他自己以身作则，不计恩怨，照常工作，从而使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这三个“山头”集合到一起的干部很快能打成一片，共同壮大了陕甘根据地并向宁夏方向扩展。

周恩来后来一再赞扬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